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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hua)】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cha)/京沪(hu)之(zhi)间”系列研讨正式启动。
5月17日，历史学者萧冬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xin)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北京师范(fan)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范(fan)世涛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科研部主任南储(chu)鑫四位学者，来到了(le)澎湃新闻北京办公室(shi)，“从历史视(shi)角看中国经济转型”，畅谈(tan)“城市的复兴：作为(wei)经济体制改革原型之(zhi)一的上海”“区域战略演变中的上海”“试点与引领(ling)：全面(mian)深化改革的上海探(tan)索”。
出发去北京之(zhi)前，我(wo)们还邀请了(le)上海市委改革办、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的同(tong)志，详细讨论了(le)“京沪(hu)之(zhi)间”研讨的形式、节奏和议题。
我(wo)们计划，2024年下半年，每月在京沪(hu)之(zhi)间展开一场下午茶(cha)，围绕人口、金融、财政(zheng)、科技、数据和土地(di)等重(zhong)大议题，解(jie)析中央政(zheng)策(ce)，探(tan)讨上海思路。
以下为(wei)范(fan)世涛演讲精要。
北京师范(fan)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范(fan)世涛认为(wei)，上海是中国城市复兴的原型城市。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有它(ta)难以替代的优势，可以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为(wei)导向的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更重(zhong)的作用。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tu)
改造(zao)、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我(wo)国四个(ge)现代化建设的大事，国家应该给(gei)予上海必要的支持，各地(di)区和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给(gei)予支援和帮助。今后考核上海的经济工作，要把上海对全国四个(ge)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作为(wei)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zhun)，因此应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wei)首要指标。上海市要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十二(er)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积极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mian)改革，努力为(wei)我(wo)国的四个(ge)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jiu)八五年二(er)月八日，国务院正式通(tong)知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
谢谢澎湃新闻邀请，能够有机会和各位专家一起聊聊上海。
我(wo)主要想(xiang)讲两个(ge)概念，一个(ge)是生产性城市，另一个(ge)是经济中心(xin)。这两组(zu)概念塑造(zao)了(le)上海在新中国的两次大转型。
第一个(ge)大转型是，新中国成立之(zhi)后，上海，一个(ge)半殖民地(di)半封建的消(xiao)费性城市，怎么办？怎么改造(zao)，让上海变得更好？变成社会主义生产性城市，也就是工业(ye)城市。到了(le)1960年代后期，无(wu)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地(di)位空前提高，上海从“魔都”，或者远(yuan)东金融贸易中心(xin)，变成了(le)生产性中心(xin)。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品牌(pai)代表质量。我(wo)在（老家河(he)北）村子里就听人说，我(wo)这个(ge)是地(di)道(dao)的上海货。“上海货”表示品质。
我(wo)想(xiang)重(zhong)点讨论的是第二(er)个(ge)转型，也是上海当前的核心(xin)议题，和上海密切联(lian)系在一起，就是城市的复兴。
城市作为(wei)一个(ge)概念，是和以行政(zheng)指令相对的概念引入的。上海发挥了(le)思想(xiang)原型的作用，而且在整个(ge)1980年代，已经是扩散到无(wu)所不在，出现了(le)大量的城市试点。
从上海调(diao)查到作为(wei)经济中心(xin)的城市网络
1980年，国务院财政(zheng)经济委员会的上海调(diao)查，提出来的一个(ge)政(zheng)策(ce)思想(xiang)就是，怎么突破行政(zheng)指令为(wei)中心(xin)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经济作为(wei)中心(xin)的城市网络，一个(ge)统一的全国市场体系。针对上海的发展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xin)、国家计委和上海市政(zheng)府共同(tong)制定了(le)振兴改造(zao)上海的战略文件——《上海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和有待研究的几个(ge)问题》。
调(diao)查组(zu)指出，几个(ge)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第一，体制改革，从分配入手好还是从流通(tong)入手好？第二(er)，上交(jiao)利润制度能否改为(wei)征收累进所得税(shui)？第三，扩大企业(ye)自主权不能仅仅限制利润分成，还必须(xu)扩大产销计划、劳动工资。第四，可否在全国建立若干个(ge)经济中心(xin)？第五，要加强对市场调(diao)节的指导，避免生产建设出现新的盲目性。
谈(tan)论上海的两个(ge)大转型，就一定要提到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暮桥出生地(di)无(wu)锡在民国时期的绰号是“小(xiao)上海”。薛暮桥年轻时是沪(hu)杭铁路上的火车(che)站长，经常跑上海总部。1920年代军阀混战，铁路要运兵，又不给(gei)钱，有时被军官用枪敲着脑壳加班：“站长，你的脑壳还要不要？”于是他投身革命，又在陈翰(han)笙先生指导下成为(wei)上海左翼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1949年政(zheng)务院财政(zheng)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成立，薛暮桥是委员兼秘书长、私营企业(ye)局局长，上海是全国私营企业(ye)最集中的城市。所以薛暮桥生于“小(xiao)上海”，又成为(wei)老上海，接着参与领(ling)导上海的第一次大转型。
1978年，薛暮桥作为(wei)国家计委的顾问，兼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回到家乡无(wu)锡调(diao)查。当时国家计委要求社队(dui)工业(ye)要纳入国家计划，也就是社队(dui)工业(ye)人财物产供销要纳入到计委的指令性计划盘子里面(mian)来。他一回到无(wu)锡马上就发现了(le)问题。无(wu)锡社队(dui)工业(ye)的市场、材料都和上海有关，现在要转个(ge)弯，从南京的江苏省计划盘子里要到材料、渠道(dao)，才能够发展下去，这样社队(dui)工业(ye)是受不了(le)的。薛暮桥意识(shi)到，通(tong)过强制性的行政(zheng)计划指令扭曲(qu)商业(ye)或者是经济的横向活动，这样是行不通(tong)的。他当时就给(gei)国家计委、江苏省和无(wu)锡出了(le)个(ge)主意，既有的销售和物资供应渠道(dao)都不变，但是把既有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报到省里边，就算纳入计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之(zhi)后，1979年3月国务院财政(zheng)经济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ge)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zheng)策(ce)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ce)机关，有4个(ge)调(diao)查组(zu)（编者注：第一组(zu)，张劲夫、房维中、薛暮桥、廖季立负责，张劲夫调(diao)安徽(hui)后由薛暮桥实际负责，承担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第二(er)组(zu)，马洪(hong)、孙友余负责，承担经济结构问题研究; 第三组(zu)，汪道(dao)涵负责，承担关于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同(tong)改造(zao)现有企业(ye)相结合的问题研究; 第四组(zu)，于光远(yuan)负责，承担经济理论方法研究）。
4个(ge)调(diao)查组(zu)在世界(jie)范(fan)围内和全国范(fan)围内进行了(le)大规模经济调(diao)查，既包括理论概念，也包括各个(ge)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和企业(ye)的管理。与城市的兴起关系最密切的是薛暮桥。他和马洪(hong)率领(ling)中国工商行政(zheng)管理代表团访问了(le)美国，学习怎么样管理经济。出访路线(xian)是先到东京，又去巴黎，在美国东、中、西部都做了(le)实地(di)访问，返程好像经过了(le)香港。薛暮桥看到了(le)西方的城市样子，给(gei)女儿写的家书说，他看到汽车(che)在头上走，也就是立交(jiao)桥；看到城市里有超市，里面(mian)没有几个(ge)人，而过去我(wo)们的社会主义商店(dian)有很多售货员，与顾客中间隔着一个(ge)很大的柜台(tai)，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非常糟糕(gao)。访问团回国之(zhi)后，体制组(zu)的负责人张劲夫调(diao)任安徽(hui)，担任第一书记。体制组(zu)的实际负责人，变成了(le)薛暮桥。
薛暮桥回国之(zhi)后，带领(ling)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体制组(zu)到上海调(diao)查，看中国最大的城市怎么改革。他在上海本地(di)做报告(gao)，回到北京又报告(gao)，都高度评价上海一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qu)得的成就，认为(wei)上海起步(bu)早，办法多，走在全国的前面(mian)，代表了(le)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方向。在调(diao)查研究中，薛暮桥对四个(ge)方面(mian)最感兴趣：开辟多种流通(tong)渠道(dao)，充(chong)分发挥市场调(diao)节作用；冲破不同(tong)所有制的界(jie)线(xian)，实行联(lian)营、合营；冲破行政(zheng)区域界(jie)线(xian)，开展“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技术经济协作；以工业(ye)局为(wei)单位进行行业(ye)性财政(zheng)体制改革试点，并(bing)采用新的经济措施较妥善地(di)解(jie)决企业(ye)间苦乐不均的矛盾(dun)。
薛暮桥作为(wei)体制组(zu)的实际负责人，以上海调(diao)查形成的意见提交(jiao)给(gei)全国长期计划座谈(tan)会和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他说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研究的一个(ge)基本问题，就是按照行政(zheng)办法管理经济，削弱(ruo)了(le)城市与其他地(di)区的经济联(lian)系，可以考虑以城市为(wei)主体，建立起若干个(ge)经济中心(xin)，把周(zhou)围相连的中小(xiao)城市和广大农村根据经济需要联(lian)系起来，把现在的方格式的半封闭(bi)经济，改革成为(wei)由经济中心(xin)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的灵活的经济有机体。
他认为(wei)，要想(xiang)出一条新路子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客观经济规律的办法，改组(zu)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他说许多同(tong)志提出恢复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中心(xin)，上海是东南地(di)区的经济中心(xin)，联(lian)系全国；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xin)，联(lian)系到西北和东北；广州是华南的经济中心(xin)；重(zhong)庆是西南的经济中心(xin)，还有汉口、西安，等等。这些经济中心(xin)可以相互交(jiao)错。经济中心(xin)主要是贸易中心(xin)，也可以组(zu)织生产。薛暮桥的报告(gao)是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第一次会议的文件。
但是，没有总体设计，单独(du)解(jie)决问题，整个(ge)体制没有改，也改不动，怎么办？薛暮桥向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汇报时，说体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协调(diao)各部门的改革计划，在共同(tong)研究中改，也就是说，从试点、零零星星的各部门做，要在试点的基础(chu)上共同(tong)研究中改、大改方案。他建议成立一个(ge)体制改革委员会，以现在的办公室(shi)为(wei)核心(xin)，充(chong)实扩大吸收有关部门派人参加。最后决定是，体制改革由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抓起来，体改小(xiao)组(zu)原来的4个(ge)组(zu)中的3个(ge)组(zu)都不要了(le)，只留下体制小(xiao)组(zu)，而体制小(xiao)组(zu)是扩大成为(wei)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的体制改革办公室(shi)，这就是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中心(xin)，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决定可以试验，搞几个(ge)点。就这样，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正式召开的第一次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会议上，薛暮桥不仅仅以国务院财经委体制组(zu)名义，把上海调(diao)查形成的“经济中心(xin)”思想(xiang)正式提出来，还产生了(le)推进机制。一个(ge)是机构上，第一步(bu)先设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shi)，第二(er)步(bu)成立国家体改委；另一个(ge)可以开展城市试点。
薛暮桥在上海调(diao)查后形成的以经济中心(xin)代替行政(zheng)协调(diao)的改革思路被中央接受后，在一系列中央文件中正式确立下来。如1981年《政(zheng)府工作报告(gao)》提出，以大中城市为(wei)依(yi)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xin)组(zu)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再比(bi)如，中共十二(er)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diao)，加快(kuai)以城市为(wei)重(zhong)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bu)伐。这样改革设想(xiang)变成中央政(zheng)策(ce)
以经济中心(xin)概念为(wei)基础(chu)的城市复兴实践，主要沿着三个(ge)方向展开。
首先是城乡管理体制，或市管县的问题。原来地(di)区是专门负责农村事务的一个(ge)行政(zheng)层级。1982年开始改革地(di)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的试点。过去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合作社不可以进城，商业(ye)不能够下乡，而讲经济中心(xin)的概念，通(tong)过市管县体制，农村和城市之(zhi)间的蔬(shu)菜(cai)粮食水果等产品和劳动力交(jiao)流密切，通(tong)过市管县改革，城乡关系比(bi)过去要密切多了(le)。市管县试点范(fan)围不断(duan)扩大，地(di)级行政(zheng)权能弱(ruo)化或撤销，减少了(le)城乡之(zhi)间沟通(tong)交(jiao)流障(zhang)碍(ai)。到1990年代大部分城市都采用了(le)市管县的体制。
其次是城市改革试点。城市作为(wei)经济中心(xin)的理念旨在替代原来的行政(zheng)指令系统。这是一种经济改革思想(xiang)。而经济改革推进和整体协调(diao)工作的对应部门原来是国务院体改办，后来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所以体改办和体改委成立后就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最早试点的是两个(ge)中等城市湖北沙市和江苏常州。这两个(ge)试点其实都不是本地(di)自己(ji)决定试点方案，而是薛暮桥领(ling)导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xin)和实际负责的国务院体改办派出人员协助，共同(tong)把经济中心(xin)的思想(xiang)贯彻到试点城市综合改革方案中。沙市和常州是中等城市，而城市协调(diao)里稍(shao)大一点的企业(ye)碰到的压力往往来头很大，背(bei)后都有中央对应部门。在这个(ge)方面(mian)沙市和常州提供的经验就不足以指导大城市。这个(ge)时候中央选择重(zhong)庆试点。为(wei)什么选择重(zhong)庆？薛暮桥1980年的上海调(diao)查报告(gao)里就提出来过，重(zhong)庆可以作为(wei)西南的经济中心(xin)。而且重(zhong)庆三线(xian)企业(ye)密集，直属中央部委的军工企业(ye)很多，纵向的指令性计划影响(xiang)非常大，选这样的城市才能为(wei)全国城市大中型城市改革提供丰富经验。重(zhong)庆市试点方案同(tong)样也不是重(zhong)庆市自己(ji)搞的，是由国务院或者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统一安排，派出来的力量来做的。四川省并(bing)不能够协调(diao)这件事情。
1984年召开城市试点工作座谈(tan)会，试点步(bu)伐明显加快(kuai)，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推到了(le)武汉、沈阳(yang)、南京、大连这些比(bi)较大的城市。1984年10月，国务院同(tong)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对一些城市要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处理意见的报告(gao)》。1987年，试点实际上已经扩大到了(le)72个(ge)城市，基本覆盖了(le)除了(le)京、津、沪(hu)三个(ge)直辖市之(zhi)外的主要城市。
上海在全国的地(di)位的确立
城市复兴第三个(ge)改革方向是上海经济区规划。
在中等城市、大城市之(zhi)上，还有三个(ge)直辖市。这是城市理念复兴真正的重(zhong)头戏(xi)。薛暮桥提出城市作为(wei)经济中心(xin)的改革思路，代替纵向的行政(zheng)指令协调(diao)经济是以上海为(wei)原型的。怎样做呢？除了(le)市管县、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试点，1981年，国务院还提出来一个(ge)口号，要全国学上海，各行各业(ye)学上海，但到了(le)1982年就不行了(le)。为(wei)什么？党的十二(er)大公布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两步(bu)走，2000年要实现人均收入、生产总值翻两番。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纷纷开展大讨论：“全国翻两番，我(wo)们怎么办？”可是上海的经济增长率是全国倒数第一。这和前一次转型形成的经济结构有关。以生产资料部门作为(wei)强项的老工业(ye)基地(di)怎么办？中国要进行调(diao)整和改革，恰(qia)好是压缩生产资料部门或重(zhong)工业(ye)，农业(ye)和轻工业(ye)被置于更高地(di)位。在这种条件下，国家计划投资不允许生产资料部门，尤其是钢铁石油这些行业(ye)，像以前那(na)样高速增长。而且压缩投资出现重(zhong)工业(ye)部门产品的积压和过剩，这是上海在1981、1982年增速低的原因。
全国翻两番，上海怎么办？上海的压力就非常大。上海把到2000年的远(yuan)景规划给(gei)薛暮桥看了(le)。薛老马上提交(jiao)给(gei)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指出来局限在上海本地(di)做规划不行，只有中央或国家层面(mian)才能解(jie)决恢复和建立经济中心(xin)的问题。这样，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shi)和山西能源基地(di)规划办公室(shi)的通(tong)知》。其中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shi)的核心(xin)思想(xiang)就是，上海不能仅仅局限于上海本地(di)资源做规划，而是要放到全国的高度，至少要把长三角纳入进来。所以国务院成立一个(ge)办公室(shi)，突破上海局限于行政(zheng)区划限制下的本地(di)发展思想(xiang)。
在经过认真研究后，中央财经领(ling)导小(xiao)组(zu)1984年专门听取(qu)了(le)汪道(dao)涵、陈国栋的汇报。8月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宋平组(zu)织调(diao)研组(zu)到上海，帮助研究拟订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薛暮桥在调(diao)查组(zu)召开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上致(zhi)辞，说35年来上海的发展战略是否完全正确？他提的问题很尖(jian)锐。1952年薛暮桥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的《三年来中国经济的伟大胜利》里说，我(wo)们已经把上海从半殖民地(di)半封建的消(xiao)费性城市，变成了(le)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性城市。在32年后，他上来就问：这样做对不对？他反思了(le)过去，说上海无(wu)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的地(di)位都大大降落了(le)。而民国时期的中等城市香港，已经变成远(yuan)东主要的金融中心(xin)、贸易中心(xin)。他说，上海的战略应该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面(mian)向世界(jie)市场，面(mian)向国内各地(di)，并(bing)为(wei)此进行规模宏大的建设。具(ju)体来说，要外扩内联(lian)，要在亚太(tai)地(di)区有较高地(di)位，地(di)区之(zhi)间要相互支援，要做好发展战略规划，要协调(diao)过去条条体制造(zao)成的矛盾(dun)，组(zu)织协调(diao)监督企业(ye)完成任务，遵守国家法令、政(zheng)策(ce)法令，特别要发展第三产业(ye)，为(wei)吸收外资创造(zao)条件。这实际上是1980年上海调(diao)查提出发展经济中心(xin)来改革经济体制的报告(gao)后，沿着同(tong)样的思路专门针对上海发展战略的意见。
调(diao)查组(zu)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是薛暮桥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xin)的同(tong)事执笔起草的。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正式通(tong)知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代拟国务院对提纲批语的是薛暮桥的部下徐雪(xue)寒和吴敬琏。批语说，上海在我(wo)国经济建设中占(zhan)有举(ju)足轻重(zhong)的地(di)位。它(ta)是我(wo)国最重(zhong)要的工业(ye)基地(di)之(zhi)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xin)、科技中心(xin)和重(zhong)要的金融中心(xin)、信息中心(xin)。解(jie)放以来，上海在许多方面(mian)为(wei)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le)很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zao)、振兴的新路子，充(chong)分发挥中心(xin)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wei)全国四个(ge)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上海市要充(chong)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zao)传统工业(ye)，开拓新兴工业(ye)，发展第三产业(ye)，逐步(bu)改善基础(chu)设施和投资环境(jing)，要在一九(jiu)九(jiu)○年以前尽快(kuai)转上良性循环，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wei)开放型、多功能、产业(ye)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ju)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所以，上海作为(wei)直辖市和特大型城市的代表，在1985年由中央确立了(le)其地(di)位和发展方向。
上海要更法治化，更国际化，更加开放
现在温习这段从国务院财经委上海调(diao)查到上海发展战略地(di)位确立的历史，有其学术和历史意义。上海过去很少被视(shi)为(wei)改革先锋。每次讲到改革的时候，总是会提到深圳(chou)或经济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这并(bing)没有错。但是，上海确实对城市的复兴，扮演了(le)原型和改革思考基点的作用。揭示这一点有助于提高上海进一步(bu)深化改革开放的自觉性。不仅如此，上海两次大转型，不仅仅对理解(jie)上海，对理解(jie)整个(ge)1980年代，乃至理解(jie)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xiang)渊源、脉络，也是有帮助的。
除了(le)历史意义，对当前来说，在认识(shi)行政(zheng)和经济，或者是和市场之(zhi)间的关系的时候，上海的定位其实和当年的定位有相似性。也就是说，上海这座城市，作为(wei)经济中心(xin)，要如何(he)突破以既有的行政(zheng)指令为(wei)中心(xin)这样一个(ge)体制？以行政(zheng)指令来协调(diao)城市事务，首先受到行政(zheng)区划和行政(zheng)层级的限制；而且城市发展面(mian)临人事或者政(zheng)府周(zhou)期等因素带来的政(zheng)策(ce)不稳定性，怎么约束和限制这种行政(zheng)不确定性带来的发展不确定性？我(wo)觉得中央已经给(gei)出来方向，就是法治化和国际化。1984年薛暮桥已经说，上海的定位要放眼亚太(tai)地(di)区，要站到亚太(tai)地(di)区较高的位置。这就不是上海本地(di)的行政(zheng)区划和行政(zheng)层级所能达到的。必须(xu)放宽眼界(jie)，放在世界(jie)的高度来理解(jie)上海发展。去年我(wo)去上海参加一场婚礼，旁边两位朋友都是香港人。我(wo)问跟香港相比(bi)，在上海生活感觉怎样？他们回答说上海很好，比(bi)香港感觉还舒服、还方便。我(wo)觉得很惊讶，说香港也很舒服、很方便啊？他们说，那(na)不一样。从他们的感受说，上海已经对香港人有吸引力。这是一个(ge)巨大的进步(bu)。可是也要看到上海变成全球性城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wo)有一次从上海回到北京感到很振奋，告(gao)诉我(wo)的老师，说感觉现在上海已经跟国际大都市没有多大差别了(le)。我(wo)的这位老师是经济学家，他笑着说：“那(na)还差得远(yuan)。比(bi)如说，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dui)换的吗？”我(wo)想(xiang)上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有它(ta)难以替代的优势，在新一轮的改革中上海应该在国际化方面(mian)有更大、更重(zhong)的角色，可以在国际化改革方面(mian)起到先锋和中枢的作用。
市场和行政(zheng)之(zhi)间，过去有一点紧张的关系或者是替换的关系。现在中央更加强调(diao)法治化。法治当然(ran)不仅仅是经济主体问题，也特别牵涉政(zheng)府的行为(wei)在法律规则之(zhi)下，这就要在政(zheng)府职能转变和法治环境(jing)的改善。
上海的发展规划，不管是高质量发展，还是全面(mian)改革开放，恐怕都要考虑不仅仅是如何(he)服从上级指令，而且要“先行先试”。首先在长三角，其次是全国，上海要有主动担当意识(shi)。上海就是“龙头”，不能够把江苏、安徽(hui)或者是浙江的事情，当成跟自己(ji)没关系的事情。思维模式，要更加开放，既对内开放，又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