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马(ma)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澎湃新闻·思想(xiang)市场特别策划“以韦伯为志业”纪念(nian)专题(ti)，邀请国内外(wai)研究韦伯的专业学者撰文，发掘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之意义。本(ben)文是沃(wo)尔夫冈·施鲁赫特教授应姜宏博士为本(ben)专题(ti)的特约撰稿，授权姜宏博士翻译(yi)发表。
在2014年马(ma)克斯·韦伯诞辰150周年和2020年逝世100周年时，我们(men)举行了广泛的纪念(nian)活动。2024年，韦伯诞辰160周年虽然没有引(yin)起同等规模的关注，但中国媒体对这一日子的纪念(nian)活动无(wu)疑表明，这位杰出学者的著作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一直伴随着争议。这些争议在马(ma)克斯·韦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jing)存在，时至今(jin)日，其“爆炸性”丝毫(hao)未减。
与卡尔·马(ma)克思不同，这些争议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直接的政治动机。固(gu)然可以说，韦伯是有政治企(qi)图(tu)的，但严(yan)格来说，韦伯的政治关注只在德国国内和德国周围。无(wu)论是作为政治家的马(ma)克斯·韦伯，还是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马(ma)克斯·韦伯，本(ben)身都不会引(yin)起全世界的关注。为他(ta)带来人们(men)关注的是他(ta)对文明的比较和发展分析——尽管他(ta)更喜欢“Kulturkreis”（文化领域）这一术语(yu)——这首先体现在他(ta)的两部(bu)未完成的主要著作中：《经(jing)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韦伯对文明的分析——这里的“文明”正是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ma)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指的那种意义——已经(jing)超出了韦伯同时代人的认知和思考范畴(chou)。时至今(jin)日，依然如(ru)此。韦伯的这些研究沿着两条轴线展开：西(xi)方与亚洲之间的文化和制度(du)比较，以及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历史比较。
韦伯研究旨趣的核心(xin)集中在西(xi)方的特殊性和发展历史上。他(ta)的问题(ti)意识总是围绕(rao)于此：为什么这样(yang)或(huo)那样(yang)的事情(qing)首先发生在这里——尽管其他(ta)地方的条件更为优越，而且与其他(ta)文明相比，西(xi)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落后(hou)的、后(hou)来者。韦伯采取的是启发式的欧洲中心(xin)论立场。这一立场引(yin)发了围绕(rao)韦伯作品的国际性争论。他(ta)的启发式欧洲中心(xin)论（heuristic Eurocentrism）一再(zai)被误解为规范性欧洲中心(xin)论（normative Eurocentrism）。必须看(kan)到，他(ta)关注的始终不是缺陷，而是差异。
本(ben)文作者沃(wo)尔夫冈·施鲁赫特教授（来源：北(bei)京大学人文社会科(ke)学研究院）
今(jin)天，韦伯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尊(zun)敬(jing)的学者，围绕(rao)着他(ta)的讨论充满分歧和争论。他(ta)走过了一条曲折(she)的路才到达这个位置。韦伯最初(chu)是一名律师，立志在大学之外(wai)从事民事性职业。最终，他(ta)以一篇《中世纪商(shang)业组(zu)织史》的博士毕(bi)业论文和一篇《罗马(ma)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的教授资格论文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教授资格，这两篇论文证(zheng)明了他(ta)是商(shang)法和罗马(ma)法方面的专家。诚然，这两部(bu)作品的重点都不是法学理论，而是法律史。博士毕(bi)业论文受到了商(shang)法专家莱文·戈德施密(mi)特（Levin Goldschmidt）的影响，而教授资格论文则受到了农业历史学家和统计(ji)学家奥(ao)古斯特·迈岑（August Meitzen）的影响。概括地说：在这两部(bu)作品中，韦伯都关注西(xi)方世界在中世纪和古代的法律制度(du)对经(jing)济的影响。这就已经(jing)显(xian)示出他(ta)对经(jing)济学（Nationalokonomie）的兴趣。
然而，尽管西(xi)方的古代和中世纪在韦伯的思考中长期扮(ban)演着中心(xin)角色，但他(ta)并没有固(gu)守在这些主题(ti)上。在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后(hou)不久，他(ta)将目光转向了现代农业资本(ben)主义。这开始于普鲁士的社会政策协会委托给他(ta)的一次社会调查——社会政策协会由一些教授、公务(wu)员和实(shi)业家组(zu)成，目标在于对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策进行科(ke)学性的分析与辩护。通过对实(shi)业家们(men)的调查，韦伯分析了普鲁士的易北(bei)河东部(bu)省份农业工人状况。韦伯的调查报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份对现代农业资本(ben)主义的分析比他(ta)的教授资格论文受到了更多关注，并使韦伯同时在学术界和政界声(sheng)名鹊起。
因此，韦伯在柏林大学法学院短暂任教后(hou)，年仅(jin)29岁就被任命(ming)为弗莱堡大学经(jing)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今(jin)天看(kan)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久之后(hou)，他(ta)又接替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被任命(ming)为海(hai)德堡大学的经(jing)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从此，韦伯便被视为经(jing)济学家了。直到生命(ming)的最后(hou)一刻，他(ta)仍是这一身份。另一方面，另一门学科(ke)越来越占据(ju)中心(xin)位置：社会学。
1894年，韦伯可以说是在毫(hao)无(wu)准(zhun)备的情(qing)况下(xia)开始了他(ta)经(jing)济学的教学生涯。他(ta)从早到晚地工作，必须按着该(gai)科(ke)目的常(chang)规教学计(ji)划来：理论经(jing)济学、应用(yong)经(jing)济学、金融学，外(wai)加(jia)专门讲座，如(ru)银行和经(jing)济学史。他(ta)曾自嘲说道，在弗莱堡任教之初(chu)，他(ta)总是比学生提早一周掌握相应知识。韦伯也开始大量出版作品，主要涉及农业资本(ben)主义和股票(piao)市场，而且总是从比较的角度(du)进行研究。《马(ma)克斯·韦伯全集》列出了1894年至1899年期间有关农业劳动力问题(ti)和股票(piao)市场的五卷讲义和六卷著作。韦伯承担着巨大的工作量，到1898年夏季学期，他(ta)的身体和精神都已到了极限。他(ta)得了重病，不得不请假，再(zai)也无(wu)法履行他(ta)的教学职责。虽然一段时间后(hou)稍有恢复，但还是在1903年放弃了海(hai)德堡的教授职位，因为他(ta)认为自己不再(zai)能(neng)承受定期授课的压力。
1899年至1903年这段时间，韦伯的经(jing)历在很大程度(du)上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我们(men)知道，他(ta)曾住院治疗，然后(hou)外(wai)出旅(lu)行，特别是在意大利(li)，并在罗马(ma)逗留了较长时间。我们(men)还知道，在此期间他(ta)曾萌生过自杀的念(nian)头。他(ta)最终能(neng)够度(du)过这场生存危(wei)机，应该(gai)说主要归功于他(ta)的妻子玛丽安(an)妮。最重要的是，她引(yin)导他(ta)度(du)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但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韦伯的内心(xin)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无(wu)论如(ru)何(he)，这是一次深刻的“崩溃”——玛丽安(an)妮在她自己撰写的关于她丈夫的传记中用(yong)这个词来描(miao)述这一过程。这本(ben)传记至今(jin)仍值得一读。（玛丽安(an)妮·韦伯，2010年，《马(ma)克斯·韦伯传》，阎克文、姚中秋译(yi)，商(shang)务(wu)印书馆。——译(yi)者注）
1903年，韦伯夫妇从罗马(ma)回到海(hai)德堡后(hou)，韦伯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又开始了写作。他(ta)继续探讨“崩溃”前(qian)的老话(hua)题(ti)，但也增加(jia)了新内容。这里可以特别提到两个新的重点：关于文化研究方法的作品，和他(ta)的第(di)一部(bu)宗教社会学作品。
韦伯在1900年之前(qian)就已经(jing)触及方法论问题(ti)，他(ta)的理论经(jing)济学课程笔(bi)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1902年是一个转折(she)点，在这一年，韦伯在弗莱堡的哲学家同事和朋(peng)友海(hai)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终于完成了他(ta)于1896年开始的关于科(ke)学概念(nian)化局(ju)限性的重要研究。韦伯在阅读后(hou)立即给予了高(gao)度(du)评价，从此将其作为自己进行学科(ke)间对话(hua)和开展内容创作的出发点。里克特不仅(jin)指出了自然科(ke)学作为一般化概念(nian)的局(ju)限性，还将其与个人化概念(nian)进行了对比，并以价值实(shi)现理论的形式将其与文化理论联系(xi)起来。实(shi)在性和有效性以一种原始的二(er)元性质相互对立，而人类活动则以制造文化产品的方式将二(er)者结合起来。里克特深信，与自然科(ke)学的概念(nian)形成不同，文化研究的概念(nian)形成必定是个人化的，也必须以此为基(ji)础。文化研究的任务(wu)是通过理论价值关系(xi)，从行动者已经(jing)预先构成的材料中形成历史性的个体，即概念(nian)上不可分割的单(dan)元，然后(hou)对其历史发展进行价值中立的分析。里克特认为，自然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之间不仅(jin)存在逻辑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本(ben)体论上的差异。里克特还谈到了“实(shi)在科(ke)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en），韦伯最初(chu)也用(yong)这个词来指社会科(ke)学（Sozialwissenschaften）。当然，在历史文化研究之外(wai)是否还存在系(xi)统性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
韦伯在两篇方法论文章中特别提到了里克特：《罗雪尔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社会科(ke)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guan)性”》。在后(hou)一篇文章中，韦伯发展了自己的理想(xiang)类型理论，但除了这一点外(wai)，他(ta)基(ji)本(ben)上遵循了里克特的教导，对此他(ta)在一封信中亲自承认。他(ta)与维尔纳·桑巴特、埃德加(jia)·雅(ya)菲共同编辑《社会科(ke)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于1904年和1905年发表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ben)主义精神》系(xi)列论文，这个著名的作品在方法论上也受到了里克特的影响。顺便提一下(xia)，该(gai)书的基(ji)本(ben)思想(xiang)也可以追溯到“崩溃”之前(qian)。虽然前(qian)人的影响有迹可循，这篇如(ru)今(jin)举世闻名的研究，不仅(jin)是关于禁欲(yu)新教对西(xi)方发展的文化意义，韦伯进一步(bu)提出了他(ta)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在这一历史研究中，他(ta)想(xiang)说明思想(xiang)如(ru)何(he)在历史上产生影响，即思想(xiang)作为柔(rou)化剂——这是后(hou)来的术语(yu)——决定着人们(men)在追求物质和精神利(li)益(yi)的过程中以及在制度(du)组(zu)合框(kuang)架内的行动轨(gui)迹。这是一种片面的“精神性”分析，是有意为之，也本(ben)应由“物质性”分析加(jia)以补充，但却(que)从未实(shi)现。
在恢复工作能(neng)力后(hou)的最初(chu)几年，韦伯首先将自己视为一名批判者，准(zhun)备无(wu)情(qing)地打(da)击他(ta)所认为的社会科(ke)学中错误的方法论和研究内容。这不仅(jin)适用(yong)于自然科(ke)学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各种侵蚀(shi)，也适用(yong)于那些使用(yong)整(zheng)体性概念(nian)却(que)忽视了这些概念(nian)的构成条件的文化研究。1904年至1913年期间出版的许(xu)多作品都涉及社会科(ke)学中的这种不良趋势，这些作品还直接或(huo)间接地致力于发展理解社会学。1913年发表的《论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chou)》一文是这方面的首次综合。这篇文章也构成了以《经(jing)济与社会》为标题(ti)的第(di)一批文本(ben)的方法论和概念(nian)基(ji)础。
鉴于韦伯在“崩溃”之后(hou)退(tui)居私人领域并将自己定义为旁观(guan)者中的批评家，他(ta)重新投(tou)入为学术机构服务(wu)的热情(qing)属实(shi)令人惊讶(ya)。这主要发生在1909年，当时韦伯同意在德国社会学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yong)，并为出版商(shang)J. C. B. Mohr（保(bao)罗·西(xi)贝(bei)克）的《政治经(jing)济学手册》提出一个新方案。在此背景下(xia)，他(ta)还希望在撰写《经(jing)济与社会》的同时，撰写一系(xi)列其他(ta)文章。德国社会学协会成立后(hou)不久，他(ta)就离开了协会。《经(jing)济与社会》则不同，这将成为他(ta)毕(bi)生的事业。他(ta)将新教研究扩展为对世界诸宗教经(jing)济伦理的比较分析，并在余生都一直致力于这一题(ti)目。在进行这项工作的中途，他(ta)去世了。
1918年，德国在第(di)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意志帝国崩溃了，韦伯在1919年再(zai)次正式进入一所大学工作，这次是在慕尼黑(hei)，促成这次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出于私人方面。这一次，他(ta)如(ru)何(he)为自己的教席命(ming)名就很有意思了。他(ta)将自己的教席命(ming)名为“社会科(ke)学、经(jing)济史和经(jing)济学（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Wirtschaftsgeschichte und Nationalokonomie）”，而不再(zai)是在弗莱堡和海(hai)德堡时的“经(jing)济学和金融学”。对韦伯来说，社会学的重要性排在第(di)一位，而经(jing)济学则排在最后(hou)。事实(shi)上，韦伯一直更多地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尽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学家。
韦伯并不是在其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是一名社会学家的，他(ta)是在学术生涯中不断成长为社会学家的。然而，历史观(guan)念(nian)在他(ta)的作品中始终存在。韦伯在法律史、经(jing)济史以及社会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gong)献，但是，有趣的是，他(ta)在《社会学基(ji)本(ben)概念(nian)》（这篇文章取代了他(ta)1913年的《论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chou)》）中没有给社会一词下(xia)过任何(he)定义。他(ta)确实(shi)谈到了社群化和社会化，包括多种多样(yang)的共同体和社会，但不是在统一的大型秩序共同体意义上，充其量只是在人们(men)的行动发生在其内部(bu)或(huo)外(wai)部(bu)的秩序安(an)排的意义上。社团，作为统治和行政组(zu)织的角色，作为社会机构和协会的角色，作为国家和政党的角色，作为教会和教派的角色——这些是韦伯构建(jian)基(ji)本(ben)概念(nian)的例子，用(yong)来描(miao)述社会生活。他(ta)总是从比较和历史的角度(du)，借助多层次的方法，在精神和形式的选择亲和性的框(kuang)架内进行描(miao)述。
韦伯对禁欲(yu)主义新教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后(hou)世文献引(yin)用(yong)的角度(du)看(kan)尤其如(ru)此。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毫(hao)无(wu)结果的争论，特别是与历史学家菲利(li)克斯·拉(la)赫法尔（Felix Rachfahl）的争论。韦伯没有按照最初(chu)的打(da)算继续他(ta)的文化研究，而是在海(hai)德堡同事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的支持下(xia)撰写了反驳文章，这无(wu)助于他(ta)的事业，显(xian)然也使他(ta)难以继续从事文化研究。因此，可以理解，1910年他(ta)决定结束这些没有结果的争论，就不再(zai)继续原来的研究，而是尝试将其纳入普遍性的历史背景中。这一决定最终促成了出版四(si)卷本(ben)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计(ji)划。这些论文将包括儒(ru)家和道家、印度(du)教和佛(fo)教、古代犹太教和犹太法典、早期基(ji)督教、东方基(ji)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xi)方基(ji)督教。不过，在这套书的开头，修订后(hou)的新教研究将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始终保(bao)持活力。1904-1905年，他(ta)正是从对新教的研究中找到了现代西(xi)方发展特殊性的钥匙(chi)。有了对其他(ta)宗教的研究，新的内容在许(xu)多方面对这一主题(ti)进行了补充。
韦伯自己只完成了这四(si)卷中的两卷，而且只完成了第(di)二(er)卷的一部(bu)分。他(ta)在完成自己的第(di)二(er)个重大项目——“社会学”——上就更不成功了。他(ta)在1910年以《经(jing)济与社会》为题(ti)开始了这一项目，当时他(ta)还没有打(da)算发展一种理解社会学。但到1914年，他(ta)已经(jing)更改了标题(ti)和处理方式。随后(hou)，他(ta)将当时尚未完成的手稿放进了抽屉(ti)，可能(neng)直到1919年才再(zai)次拿出来。现在，正如(ru)他(ta)所说，他(ta)想(xiang)彻底改造这本(ben)厚厚的旧手稿，他(ta)可能(neng)还为此计(ji)划了八个章节，但只写到了第(di)四(si)章的开头。1920年6月，他(ta)患上了肺炎，于6月14日在慕尼黑(hei)去世。
天不假年，马(ma)克斯·韦伯的两部(bu)主要作品都未完成。要分析这两部(bu)作品的来龙(long)去脉和本(ben)身的系(xi)统性结构并非易事。尽管如(ru)此，韦伯的作品蕴含着巨大的思想(xiang)财富，其思想(xiang)的激励力量意义非凡(fan)。我们(men)纪念(nian)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科(ke)学家之一，绝(jue)非偶然。我们(men)要说，韦伯的160岁生日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纪念(nian)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