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70年前(qian)，中国和印度率先(xian)倡导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为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外交理念。当前(qian)，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da)国实力已不如从前(qian)，但仍在不遗余力地维持旧世界秩序。改革现行不民主不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印两国责无旁贷。两国需(xu)要再次从催生了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文明智慧中汲取营养，改善目前(qian)的紧张(zhang)关系，共(gong)同为构建民主、和平与合作的世界秩序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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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廷德拉(la)·库尔卡尼(Sudheendra Kulkarni)
印度前(qian)总理瓦杰(jie)帕伊顾问(wen)
印度智库新南(nan)亚论坛创始人
70年前(qian)，国际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件大(da)事：中国和印度把一个全新的概(gai)念写(xie)进了文件，这个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种族优(you)越”信仰和傲慢(man)行为截然不同概(gai)念，后来得到了亚洲和非洲许多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认可(ke)。
这个全新的概(gai)念就是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它呼吁各国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承诺：互相尊重(zhong)主权(quan)和领土完(wan)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gong)处。
毫不奇怪，这些开明的原则(ze)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da)、最古老的亚洲文明智慧的结晶。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源于中国的道家、儒家及(ji)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xiang)。这些哲学思想(xiang)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有一个共(gong)同的信念，即(ji)认为多样性(xing)是人类社会(hui)一个基本和不可(ke)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被尊重(zhong)，同时在多样性(xing)中促进和谐、合作与统一。
在梵文中，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被称为“潘查希(xi)拉(la)” (panchsheel)，其中“panch”的意思是“五”，而“sheel”的意思则(ze)是“美德”，因此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就是“五项美德”。
印度和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受了这五项明智的原则(ze)，并(bing)于1954年将其纳(na)入双边(bian)协议。这并(bing)非巧合。考虑到当前(qian)的全球环境(jing)，人类在经(jing)历了两次毁灭性(xing)的世界大(da)战之后，迫切需(xu)要智慧和理性(xing)的指导。这两场大(da)战均源于西方殖民列强为争夺全球霸(ba)权(quan)而展开的贪婪竞争与冲突。印度历经(jing)200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于1947年摆脱英(ying)国统治，赢(ying)得独立。两年后的1949年，中国人民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胜利，结束了“百年屈辱”。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已经(jing)厌倦了战争和暴力，期望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开辟出一条和谐共(gong)处的新道路，在和平与合作中实现共(gong)同繁荣。
还(hai)有一个历史因素使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产生成为必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da)战结束，冷战正式开始，国际社会(hui)进入了一个充满(man)分裂与冲突的新时代(dai)。美国和苏联开始了紧张(zhang)的核军备(bei)竞赛，人类社会(hui)被划分为两个敌(di)对的阵营。这不仅对世界和平造成了新的威胁，也对亚洲、非洲以及(ji)拉(la)丁美洲那些刚刚从殖民主义魔(mo)爪中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的独立与主权(quan)构成了挑战。此外，冷战时期，国际合作的机会(hui)减少，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难以实现经(jing)济(ji)社会(hui)快速增长、消(xiao)除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种子(zi)是由两位有远见的领导人——中国前(qian)总理周恩来和印度前(qian)总理尼赫鲁(lu)种下的。1954年6月(yue)28日，周总理首次对印度进行历史性(xing)访问(wen)，并(bing)与印度总理共(gong)同发表联合声明，向(xiang)世界展示(shi)了双边(bian)乃至(zhi)多边(bian)合作的新愿景。这一愿景后来被纳(na)入1955年4月(yue)在印尼万隆会(hui)议宣言。1957年，印度等国在联合国发起(qi)了一份反映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内容、关于国家间和平与睦邻关系的决议草(cao)案，并(bing)获得联合国大(da)会(hui)一致通过，这表明五项原则(ze)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ke)。
毫无疑问(wen)，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具有超越时代(dai)的重(zhong)要意义。然而，在它们进入全球外交话语体系70年之后，我们必须冷静地反思：它们是否已成为定义21世纪国际关系的准则(ze)？答(da)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da)国正在为维护其全球霸(ba)权(quan)做最后的挣扎。尽管(guan)他们的经(jing)济(ji)实力正在下降，但他们的集(ji)体军事实力，以及(ji)对全球金(jin)融机构和媒体的控(kong)制力仍然十分强大(da)。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先(xian)天的优(you)越性(xing)，因此只要看到哪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和他们不同，他们就要习惯性(xing)地去干涉其内政。他们总喜欢(huan)在“人权(quan)”问(wen)题上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现代(dai)历史上侵犯人权(quan)最严重(zhong)的。
西方列强还(hai)在发展中国家播下冲突的种子(zi)，不放过任何挑动或资助侵略战争的机会(hui)。他们正密谋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的反华(hua)军事集(ji)团(tuan)，一旦(dan)成功，后果可(ke)能将是毁灭性(xing)的。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最明显例子(zi)之一，就是策动一系列挑衅行为，企图阻止中国大(da)陆和台湾早日和平统一。
显然，如果没有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最初倡导者——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参与，就不可(ke)能按(an)照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精神改革当前(qian)不民主、不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和印度会(hui)听从历史的召唤(huan)吗？简单地说，这里有三个我们应该付诸行动的想(xiang)法。
首先(xian)，中印两国亟需(xu)改善目前(qian)紧张(zhang)的双边(bian)关系，否则(ze)就无法共(gong)同为创建一个非西方主导、民主、和平与合作的世界秩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为此，我们迫切需(xu)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永久(jiu)解决边(bian)界争端——这并(bing)非不可(ke)能，只要我们能够从催生出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文明智慧中汲取营养。文明的智慧将使我们在重(zhong)塑亚洲乃至(zhi)全球历史的过程中发挥重(zhong)要作用。
其次，与70年前(qian)相比，今(jin)天的中国与印度在经(jing)济(ji)和技(ji)术上都要先(xian)进得多，在全球外交中的影响力也要大(da)得多。我们应共(gong)同致力于解决冲突、改革国际金(jin)融架构、向(xiang)贫困国家提供(gong)发展援助，并(bing)增强全球南(nan)方国家的整体发言权(quan)。
第三，中印两国应与国际社会(hui)一道，使联合国成为落实和平共(gong)处五项原则(ze)的有效工具。这无疑将引导人类走向(xiang)人人共(gong)享发展、共(gong)享正义、共(gong)享安(an)全的未来。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Non-Western Principles for a harmonious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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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平 辛欣
编辑：张(zhang)钊
实习生程飘然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