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xi)主导(dao)的广西地方军(jun)政集团，是国民党统治时期(qi)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极为广泛的地方政治势力。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粤系、桂系联(lian)合反蒋(jiang)，牵涉的是怎样的地缘政治与利益(yi)冲突？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qi)统合西南的策略有(you)何特点？桂系最终转向与蒋(jiang)合作，背后又是怎样的生存逻辑变化？
2024年5月17日，复旦大学(xue)历史学(xue)系史学(xue)论坛邀请南开大学(xue)历史学(xue)院(yuan)教授贺(he)江(jiang)枫作题(ti)为《桂系与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的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xue)历史学(xue)系皇甫秋实(shi)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xue)历史学(xue)系林超超副研(yan)究员，复旦大学(xue)历史学(xue)系、历史地理研(yan)究中心(xin)等数十位师生参与讲座。本(ben)文系演讲整理稿，末附部分问答的简要(yao)记录(lu)，以飨(xiang)读者。
讲座现场
主持人：贺(he)江(jiang)枫老师长期(qi)从事近代上海劳工研(yan)究，去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刚刚出版了(le)贺(he)老师的新作《跨越阶层差(cha)异(yi)：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广受学(xue)界(jie)好评。最近，贺(he)老师的研(yan)究兴趣出现了(le)转向，从上海劳工问题(ti)转向抗战史、华北区域史再到民国时期(qi)地方实(shi)力派。新桂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qi)维系时间最长、影响面非常广泛的一个地方实(shi)力派系。目前贺(he)老师聚焦于新桂系的研(yan)究，接下来有(you)请贺(he)老师为我们讲授他的新近研(yan)究：《桂系与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
贺(he)江(jiang)枫：首先十分感谢复旦大学(xue)历史学(xue)系，感谢皇甫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ji)会来向各位学(xue)习(xi)交流。本(ben)次讲座主要(yao)依据去年我发表的两篇论文（《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地缘政治与利益(yi)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聚焦新桂系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活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学(xue)界(jie)已有(you)很多精(jing)深研(yan)究，参与事变的当事人也留有(you)很多回忆录(lu)。例如(ru)李宗仁的回忆录(lu)曾提及两广事变的经过。李宗仁在回忆录(lu)中宣称自己为了(le)防止陈济棠在事变中做出过激行为而不得已加入。似乎在李氏叙(xu)事中，两广事变的发动者是陈济棠而非桂系政要(yao)。
李宗仁
白崇禧(xi)
陈济棠
随着各类日记、档案(an)文献的开放，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去探讨两广事变背后的桂系以及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我将从几个方面展开讲授本(ben)次讲座的题(ti)目。
李宗仁口述、唐(tang)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lu)》，桂林：广西师范(fan)大学(xue)出版社，2019年
黄旭(xu)初：《黄旭(xu)初回忆录(lu)：李宗仁、白崇禧(xi)与蒋(jiang)介石的离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
一、桂系与西南政局
地方实(shi)力派作为以地域为基础的地方军(jun)政集团，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外向扩张型、内向保守型以及流动型。外向扩张型的地方实(shi)力派往往不满足(zu)于现有(you)的统治区域，希望向外扩张来拓展统治区域，实(shi)现汲取外在的军(jun)事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他们通过扩充地盘实(shi)现自身的军(jun)事政治力量的扩展。比如(ru)桂系、宋哲元的29军(jun)属于外向扩张型。内向保守型则是趋向强化自身对地方社会的统治，一方面抵御外来的控制以及中央对当地的渗透，另(ling)一方面则强化对内部的控制。四川军(jun)阀、西北三马、滇系军(jun)阀都是这种类型。流动型军(jun)阀最大的特点便是有(you)军(jun)队(dui)、没地盘，故而这些军(jun)阀一般会选(xuan)择依存某一方，比如(ru)石友三就是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来回变换。
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xi)主导(dao)的广西地方军(jun)政集团，自北伐以来，以“小省强人”的姿态迅速崛起，其(qi)势力控制区域不断扩大，从广西镇南关延伸至华北地区。然而，桂系与蒋(jiang)介石的矛盾也渐(jian)趋激化，1929年蒋(jiang)桂战争(zheng)爆发，最终以桂系遭遇重挫告终。1930年中原大战期(qi)间，桂系联(lian)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tong)反蒋(jiang)，倾师北上入湘，却遭遇滇系军(jun)阀龙云、粤系军(jun)阀陈济棠东西夹击(ji)，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险境。与此同(tong)时，广西因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社会经济不堪重负，桂系生存环境可谓险象环生。桂系为扭转内外交困局面，1930年10月全力将滇军(jun)驱逐出境后，开始转向加强广西自身建设，再图进取。
1931年2月蒋(jiang)介石发动汤山事件(jian)，囚禁胡汉民。此举引发粤籍军(jun)政人物反弹(dan)。同(tong)年4月30日，萧(xiao)佛成、古应芬等四人联(lian)名通电斥责蒋(jiang)介石违法叛党。陈济棠因不满蒋(jiang)介石大幅削减军(jun)饷补助，在古应芬等影响下，5 月5日公开通电起兵反蒋(jiang)。令(ling)桂系感到意外的是，汤山事件(jian)让粤桂从军(jun)事对立迅速转向团结(jie)合作，桂系生存环境因之发生重大变化。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xi)公开通电声援陈济棠，各派反蒋(jiang)人士在广州另(ling)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形(xing)成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汉民获释，宁粤双方在沪(hu)展开和谈(tan)，达成妥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另(ling)行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负责两广军(jun)政事宜。胡汉民则南下长居香港，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shi)力派合作，遥控指挥西南地方势力，加以贵州王(wang)家烈、云南龙云遥相(xiang)呼应，使得西南成为阻扰蒋(jiang)介石实(shi)现国内政治统一不可忽视的因素。西南与南京政府长期(qi)对峙，不仅为桂系生存提供(gong)足(zu)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也使其(qi)获得相(xiang)对稳(wen)定的发展环境。
桂系有(you)鉴于此，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建设纲领(ling)，主张实(shi)践三民主义应采取“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重点推(tui)行民团制度，将广西各区壮丁分别编队(dui)训练，以充实(shi)自卫力量、推(tui)行政令(ling)。在军(jun)事建设方面，桂系提出寓兵于团、寓将于学(xue)、寓征于募，将民团组织训练、学(xue)校军(jun)事训练与征兵结(jie)合起来，广西地方社会呈现出高度军(jun)事化的态势。在经济建设领(ling)域，则着重推(tui)行自给政策，不仅奖励私人投资，更强调(diao)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国家资本(ben)。然而，广西僻处边陲，地方贫瘠，财政来源极为有(you)限，桂系依靠田赋等税入难以维持地方政府有(you)效运转，加之桂系大肆推(tui)行地方建设，整军(jun)备武、扩充兵源，对财政收入的需(xu)求急(ji)剧上升。例如(ru)1933年桂系军(jun)队(dui)各项开支超过2100万元，占广西省财政支出的40.24%。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xu)初坦言，“既(ji)不能效法四川预征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qi)他的税项，这真是个令(ling)人头疼的问题(ti)”。为开拓饷源，桂系将目光(guang)转向过境广西的鸦片贸易。
自1858年开始实(shi)施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鸦片种植迅速在国内各地泛滥，以西南诸省为甚(shen)，贵州种烟之区约占全省2/3，云南产烟之盛更是倍于他省。正因如(ru)此，20世纪(ji)30年代初期(qi)的西南各省，不仅财政高度依赖鸦片特税，并且在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的过程中，粤桂滇黔亦逐步形(xing)成利益(yi)共同(tong)体。云贵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yao)鸦片产地，地方军(jun)政开支对鸦片特税具有(you)较(jiao)高依赖性(xing)。云南滇系军(jun)阀龙云全面垄断鸦片种植与销售，用(yong)以扩充军(jun)力，故而在与粤桂政治合作中常居于主动地位，且态度变化不定。至于贵州，则因犹国才与王(wang)家烈的混战而长期(qi)陷于混乱(luan)局面，双方为获得军(jun)事优势，竞相(xiang)向粤桂让渡部分鸦片税收利益(yi)，以换取其(qi)政治支持，粤桂坐收渔翁之利。其(qi)中王(wang)家烈便与桂系许诺以鸦片转道广西过境换取桂系的支持。在西南地区，粤桂逐渐(jian)形(xing)成互相(xiang)依存之势，经两省反复商(shang)议后，就鸦片征税问题(ti)达成共识，施行粤桂禁烟联(lian)络办法，决定对运往两广的鸦片统一征税，按比例分成，分出部分利益(yi)给广西。广西因该省地理环境、禁烟政策导(dao)致不适合大规模种植鸦片，又因滇黔烟土转桂输粤数量巨大，禁烟罚金已成桂系财政收入之大宗。相(xiang)较(jiao)于田赋等传统收入，禁烟罚金不仅税源巩固、更具保障，并且征税对象主要(yao)为过境广西的鸦片行商(shang)，即便加税也不会对本(ben)省民众产生额外的经济负担，故禁烟罚金在广西财政结(jie)构中日益(yi)显要(yao)。1933年，广西财政收入约5091万元，其(qi)中禁烟罚金高达1806万元，占比达35.48%。而桂系所筹办的地方民团资金主要(yao)借助过境鸦片额外征税筹措(cuo)。
对于桂系而言，一九三〇年代前期(qi)的生存逻辑重在寻求与粤、滇、黔西南诸省的政治合作，以维持西南半独立的割据局面，当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挤压之时，能够获得必要(yao)的战略缓冲空间；并且试图确保禁烟罚金的稳(wen)定可控，为军(jun)政建设提供(gong)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但是鸦片运输路线的选(xuan)择权受制于滇黔，税率(lu)决定权操之于粤，亦是不争(zheng)的事实(shi)，故而桂系寻求西南政治合作与保障禁烟罚金之间又呈不可分离之势。
二、国民政府统合西南的策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完成形(xing)式统一，但以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军(jun)政集团的存在，仍旧是蒋(jiang)介石实(shi)现地方政治整合必须克服的严峻挑战。即便1930年中原大战期(qi)间，蒋(jiang)介石在张学(xue)良的支持下，成功击(ji)败晋系、桂系、西北军(jun)，然而各派新军(jun)阀在地方经营多年，灭而不绝。在蒋(jiang)看(kan)来，整理政治、统合地方实(shi)力派、巩固基本(ben)势力，成为此时执政的核心(xin)要(yao)务。
面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蒋(jiang)介石虽可通过军(jun)事手段暂时予以压制，但受客观政治环境以及自身力量的限制，如(ru)果不通过输诚改编、调(diao)离防区等方式将之分化瓦解，就难以彻底消灭地方实(shi)力派的军(jun)事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反对内战、要(yao)求团结(jie)一致的呼声高涨，依靠军(jun)事解决地方势力的方式面临前所未(wei)有(you)的压力，蒋(jiang)介石逐步转变策略，寻求其(qi)他手段驾驭各地方势力。相(xiang)较(jiao)于军(jun)事解决，蒋(jiang)介石更青睐利用(yong)各地方实(shi)力派之间的利益(yi)冲突与派系矛盾，使之彼此钳制、相(xiang)互制衡(heng)，从而坐收渔翁之利。粤桂之间自1929年李济深被蒋(jiang)介石扣(kou)留于汤山后，迅即陷入分裂，甚(shen)至爆发两次粤桂战争(zheng)。然而待至1931年粤桂抛弃前嫌、联(lian)合反蒋(jiang)，蒋(jiang)介石依靠粤桂地方实(shi)力派彼此钳制的政治策略也就无从实(shi)现了(le)。尽(jin)管此后蒋(jiang)介石多次尝试拆分粤桂，使之相(xiang)互制衡(heng)，但粤桂对此极为警惕，颇(po)多防范(fan)，因而效果不彰。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税收及币(bi)制改革、整顿国内公债，使得蒋(jiang)介石积累了(le)远较(jiao)各地方实(shi)力派更为雄厚的财政资源。而地方实(shi)力派在国民政府不断渗透与挤压之下财枯力竭。财政经济措(cuo)施逐步成为蒋(jiang)介石整合地方势力不可或缺的手段。例如(ru)通过各项经济制度改革将多种地方税置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在挤压地方生存空间的同(tong)时，使得南京与地方控制的财政资源处于更加不平衡(heng)的状态。另(ling)一方面，蒋(jiang)介石以财政补助换取地方实(shi)力派的忠诚且凭借财政补助多寡对其(qi)形(xing)成制约。西南诸省对鸦片特税高度依赖的财政结(jie)构，让蒋(jiang)介石意识到可通过鸦片统制手段整合西南地方势力。
早(zao)在1928年蒋(jiang)介石创设两湖特税清理处，不断强化对鸦片贸易的控制和税收的汲取。1932年，蒋(jiang)介石将两湖特税清理处改组为汉口禁烟督察处，后又成立豫鄂(e)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专门负责特税业务的办理。1934 年4月1日，蒋(jiang)介石将汉口禁烟督察处升格为禁烟督察处，该处不受立法、行政、司(si)法各机(ji)关法令(ling)限制，自行立法执法，实(shi)行鸦片统收统运。汉口作为鸦片集散贸易中心(xin)，川、滇、黔烟土在长江(jiang)流域销售均须通过该地行销各省，在农民银行金融措(cuo)施配合下，禁烟督察处迅速将鸦片贸易行商(shang)纳入鸦片统制体系。以鸦片统制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手段逐步成为国民政府钳制西南诸省的重要(yao)砝码。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qi)雄厚的军(jun)政实(shi)力，通过实(shi)施统制政策，强行将鸦片贸易从生产到消费的大部分利润转移至自己手中，同(tong)时依靠鸦片统制不断强化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并以税率(lu)升降羁縻西南诸省军(jun)阀。南京国民政府以禁烟为名实(shi)施的鸦片统制，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愈发呈现不对等状态。
三、黔局重组与桂系的生存困境
1934年中央红(hong)军(jun)长征进入贵州，蒋(jiang)介石以“剿(jiao)共”为名率(lu)军(jun)顺势进入贵州，西南固有(you)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白崇禧(xi)等人意识到中央军(jun)若不离贵州，桂系生存将会面临新的困境。孰料中央军(jun)入黔后，王(wang)家烈地位朝不保夕，薛岳(yue)在严防桂系进军(jun)贵阳的同(tong)时，利用(yong)王(wang)率(lu)军(jun)防守乌江(jiang)、贵阳兵力空虚之机(ji)，径往贵阳，抢先控制其(qi)统治中枢，贵州原有(you)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而随着中央政府强化对贵州的渗透、控制，桂系也逐步丧失西面的战略缓冲空间。
国民党中央军(jun)成功控制黔局后，蒋(jiang)介石于1935年2月13日致电薛岳(yue)，令(ling)其(qi)设法统制黔土，改道川湘运销，勿再入他省。与此同(tong)时，蒋(jiang)介石任命(ming)龙云担任“剿(jiao)匪”第(di)二路军(jun)总司(si)令(ling)。同(tong)年3月龙云向薛岳(yue)表态效忠南京，承诺努力进行禁烟诸要(yao)政，自5月起实(shi)行统制专运。面对此形(xing)势，谋取贵州实(shi)际控制权，成为桂系解决生存问题(ti)的重要(yao)选(xuan)项。恰逢(feng)蒋(jiang)介石向桂系提出合作意向，对于桂系而言，和蒋(jiang)谋黔、改变生存环境就成为必须考虑的现实(shi)问题(ti)。为瓦解粤桂联(lian)盟，蒋(jiang)介石在掌控贵州后，强调(diao)先桂后粤，以黔制桂，逼桂就范(fan)。双方于1935年3月31日开始谈(tan)判，在多方举措(cuo)下，桂系开始考虑与中央缓和关系。同(tong)年8月，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xin)成员商(shang)讨应对时局方案(an)，最终决定与蒋(jiang)合作，前提条件(jian)是桂系控制贵州，具体办法包括：改组西南政务委员会；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粤桂军(jun)队(dui)重新改编，番号与全国一致。为迫使粤系军(jun)阀陈济棠就范(fan)，蒋(jiang)介石满足(zu)桂系的诉求，由李宗仁出任滇黔桂绥靖主任、龙云为副主任，试图以贵州控制权与现实(shi)经济利益(yi)为饵，分化西南，以桂制粤。经过与桂系关系密切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从中转圜撮合，蒋(jiang)桂于11月达成初步共识：如(ru)若桂方对粤积极采取军(jun)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接济桂方；即便桂消极自保，蒋(jiang)介石亦将给李宗仁西南边防名义，并予以物质上的补助。
然而，龙云闻悉桂系谋黔，表示滇黔不可分离，亦向蒋(jiang)介石要(yao)求贵州绥靖权。蒋(jiang)左右权衡(heng)，示意暂时搁置李宗仁滇黔桂绥靖主任的任命(ming)，桂系功败垂成，对蒋(jiang)疑忌日趋加深。除此之外，蒋(jiang)介石一直暗中推(tui)行鸦片统制政策，重新规划黔土运输路线，将其(qi)置于禁烟督察处掌控之下。为加快黔土改道，挤压桂系以鸦片过境税为主体的财政收益(yi)，国民政府不断提高黔土过境广西的税额。随着贵阳至重庆公路完工，以及湖南至四川铁路的规划建设，黔土贸易改道至长江(jiang)流域已成定局。1935年10月，蒋(jiang)介石电令(ling)龙云要(yao)求云南从速落实(shi)鸦片统制政策，加速滇土改道黔省运销外地的进程。黔、滇两省烟土改道武汉，不再通过广西，使得桂系财政急(ji)剧恶化。不仅如(ru)此，南京国民政府施行法币(bi)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钞票为法币(bi)，使广西金融秩序迅速陷入紊乱(luan)。至1936年3月，广西财政在中央政府打压下已呈枯竭之势，当月已亏空1000万元。
四、粤桂合谋反蒋(jiang)的筹划
1936年1月，胡汉民自欧洲回国。蒋(jiang)介石极力拉拢胡赴京合作。若蒋(jiang)胡合作，桂系长期(qi)依靠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政治屏障就再无存在的合法性(xing)。同(tong)月22日，桂系要(yao)员白崇禧(xi)、刘斐等人商(shang)议认为劝阻胡汉民入京，确保胡与两广合作。在此局面下，西南具体做法有(you)三：一是在广州另(ling)立国民政府，以抗日救国号召国人；二是西南脱离南京政府，形(xing)成地方割据；三是臣服于蒋(jiang)，与南京团结(jie)，一致对外。桂系与蒋(jiang)矛盾激化，为保存地盘、维持地方分权，倾向于推(tui)动西南共同(tong)反蒋(jiang)。
与此同(tong)时，陈济棠因币(bi)制改革受损、福建绥靖权、粤汉铁路控制权等生存空间和现实(shi)利益(yi)冲突，与蒋(jiang)介石的关系愈发恶化。粤桂与中央因派系纠葛、经济利益(yi)、地缘政治多重因素交互叠加，矛盾迅速激化。1936年3月19日，李宗仁致电白崇禧(xi)，望其(qi)迅速赶赴广州，强调(diao)此乃陈济棠催促(cu)，共商(shang)反蒋(jiang)计划。经白崇禧(xi)、黄旭(xu)初等人共同(tong)研(yan)判陈氏反蒋(jiang)决心(xin)后，决定应由广西方面具体做法，整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努力进取，军(jun)事上攻势防御。孰料5月12日胡汉民突然离世，粤桂恐失凭借，更加速两广反蒋(jiang)的步伐。与此同(tong)时，云南龙云、湖南何键态度暧昧，意欲相(xiang)机(ji)而动。在两广看(kan)来，滇、湘与粤桂合作反蒋(jiang)，不仅扩大西南声势，也可获得更多战略缓冲空间。此时日军(jun)增兵华北，挑起事端。粤桂军(jun)政要(yao)员认为可借蒋(jiang)介石一贯的妥协政策举起反蒋(jiang)大旗(qi)。此外，日本(ben)驻广州领(ling)事馆武官(guan)臼田宽三积极鼓动粤桂合作反蒋(jiang)，强调(diao)机(ji)不可失，利用(yong)西南与南京对立关系，迫使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临近起事，陈济棠犹豫不决，桂系抓紧策动陈济棠反蒋(jiang)。陈思考再三，认为此时联(lian)合反蒋(jiang)尚有(you)胜(sheng)算，决定与桂共同(tong)举事，并向白崇禧(xi)表示“粤桂绝不分手”。
陈济棠因现实(shi)利益(yi)冲突，再起反蒋(jiang)之心(xin)并主动联(lian)络桂系提出反蒋(jiang)，但瞻前顾(gu)后、犹豫再三，桂系对陈半信半疑，恰逢(feng)胡汉民突然离世，桂系政要(yao)李、白感到非反蒋(jiang)无以自存，再三鼓动下，最终两广事变于1936年6月爆发。
五、反蒋(jiang)计划的顿挫与蒋(jiang)桂合作的实(shi)现
两广事变爆发后，粤桂军(jun)队(dui)分头向湖南进发，桂系积极策动何键公开反蒋(jiang)。何键首鼠两端，态度模棱两可，而龙云又态度圆滑(hua)，静观其(qi)变，最终罗(luo)霖(lin)率(lu)中央军(jun)抵达衡(heng)阳，占取先机(ji)，何键完全倒向南京，两广期(qi)待的滇湘响应局面并未(wei)出现，遂(sui)于6月10日中止北上计划。
事变爆发后，日本(ben)外务省认为两广事变是粤桂地方实(shi)力派利用(yong)国内日趋高涨的抗日情绪，以抗日为名的反蒋(jiang)运动，实(shi)则影响此时日本(ben)政府与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的谈(tan)判，恐对整体侵华政策形(xing)成阻碍。日本(ben)陆军(jun)部则认为两广事变影响扩大将会有(you)重燃(ran)全中国民众抗日运动的风险，与牵制南京政府这一原初目标背道而驰。故而，日本(ben)反对两广的抗日旗(qi)号。此外，英(ying)国驻华大使馆为维护其(qi)在华南利益(yi)，提示英(ying)国企业目前与两广进行经济或商(shang)业上的往来都将是危险行为，无意介入两广事变并有(you)意与两广政府保持距(ju)离。
桂系寄希望于华北宋哲元、韩复榘的响应，均以无果告终。粤桂经济秩序、军(jun)事物资在中央封锁下愈发难以为继。内外交困下，桂系转而希望通过谈(tan)判维持事变之前的格局状态。7月8日，白崇禧(xi)致电黄绍(shao)竑，态度软化，意图向蒋(jiang)介石和解。然而，次日余(yu)汉谋率(lu)部倒向南京，陈济棠兵败如(ru)山倒。在广东已被蒋(jiang)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桂系决定与蒋(jiang)言和。23日，李、白致电蒋(jiang)介石，愿意接受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任命(ming)。蒋(jiang)却突然改调(diao)李宗仁为军(jun)委会常委、白崇禧(xi)为浙江(jiang)主席，意图激怒李、白。桂系退无可退，邀请李济深商(shang)议，决定宣布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加胜(sheng)算，桂系不仅积极与国内各地方实(shi)力派联(lian)系，以壮声势，还希望通过李济深联(lian)络共产国际寻求苏联(lian)的援助。此时，张学(xue)良与中共已就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共识，并委派参谋解如(ru)川去广西，希望联(lian)合抗日。此外，四川刘湘态度积极，于8月19日开始与桂系直接秘密通电，并达成合作协议。后因张学(xue)良提出发动反蒋(jiang)行动尚需(xu)1-3个月时间，而刘湘始终不肯出头反蒋(jiang)，桂系密谋与川湘、东北军(jun)合作组建抗日政府的计划遂(sui)告流产。
鉴于广西财政困难，难以长久支撑，桂系政要(yao)决定与蒋(jiang)言和。9月4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xin)人物就和谈(tan)条件(jian)磋(cuo)商(shang)，最终决定：广西党政依旧；中央向桂系提供(gong)巨额财政补贴，军(jun)队(dui)撤退至相(xiang)当地点后，即通电就新职。 蒋(jiang)介石应允，蒋(jiang)桂合作达成，与中央对立数年的西南政权也告终结(jie)。
余(yu)论
桂系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qi)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极为广泛的地方政治势力，一方面它拥(yong)有(you)其(qi)他地方实(shi)力派类似的特征，另(ling)一方面它仍有(you)不同(tong)于其(qi)他地方实(shi)力派的鲜(xian)明特质：一是有(you)问鼎中央权力的意愿与政治行动能力；二是极为重视团体的纯洁(jie)性(xing)、稳(wen)定性(xing)和团结(jie)性(xing)；三是桂系部分将领(ling)对国际局势、时代潮流有(you)一定的认识。他们看(kan)到民族主义兴起之下，抗日潮流不可阻挡(dang)。
桂系生存逻辑的转变，从联(lian)合西南以自保转向与蒋(jiang)合作换取生存所需(xu)的财政资源和地盘。南京国民政府虽以财经措(cuo)施撬动西南政局促(cu)使桂系政治态度转变，但蒋(jiang)介石面对鸦片贸易的巨额财政收益(yi)以及鸦片统制所实(shi)现的中央政府权力扩张与强化，深陷其(qi)中。蒋(jiang)向外承诺的分期(qi)禁绝烟毒政策根本(ben)无从落实(shi)，对鸦片特税的需(xu)求反而与日俱增。广西的政治与经济结(jie)构仍旧如(ru)昔，桂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未(wei)受到根本(ben)改造，虽然因现实(shi)困境被迫向中央臣服，倘若中央政局出现剧烈变动或无力向广西提供(gong)足(zu)够财政补贴之时，又或桂系自身控制的区域与财赋力量转趋强大后，双方再次走向对立也就难以避(bi)免。本(ben)次报告也是为后续研(yan)究抗战时期(qi)桂系的发展做一个铺垫(dian)。今天(tian)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讲座现场
主持人：非常感谢贺(he)老师的精(jing)彩报告。我们之前对于桂系在两广事变当中的角色还是觉得比较(jiao)模糊，但通过刚才这种条分缕析，两广事变中桂系的角色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我们通过贺(he)老师的报告了(le)解到，其(qi)实(shi)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桂系一度陷入绝境，但是到1931年汤山事件(jian)之后，相(xiang)当于绝处逢(feng)生了(le)。在宁粤对峙的局面之下，桂系联(lian)合西南诸省争(zheng)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新的转折点出现在1935年，随着中央政府控制贵州，桂系的生存环境再度发生变化。我觉得对我们有(you)很大启发的地方是多角度观察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实(shi)力派的举措(cuo)，有(you)军(jun)事的策略，然后有(you)政治的分化，又有(you)经济的钳制。特别是经济方面可能以往关注的比较(jiao)少。从前学(xue)界(jie)可能更趋向就经济谈(tan)经济，关注民国时期(qi)财政改革、法币(bi)改革、粤汉铁路的打通、鸦片统制的经济效益(yi)。贺(he)老师则是将这些举措(cuo)置入当时的国内政局下进行讨论，的确是以一种新视角切入，也有(you)更加深入的研(yan)究。
此外，我们会发现贺(he)老师的视野非常开阔。他并不是就桂系谈(tan)桂系，而是把桂系与周边的地方实(shi)力派一同(tong)讨论，比如(ru)讨论桂系和粤系的关系，桂系和滇系、黔系之间的关系，桂系和湘系的关系，甚(shen)至和华北的地方实(shi)力派的关系，然后和东北军(jun)的关系。在国际层面，我们就可以看(kan)到桂系尝试从日本(ben)方面获得援助，然后后面又转向了(le)和苏联(lian)方面寻求援助。我觉得这样的研(yan)究视野真的是特别的开阔，这些都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之后也非常期(qi)待贺(he)老师继续研(yan)究抗战时期(qi)的桂系和中共方面的关系，并期(qi)待您的新研(yan)究问世，供(gong)大家学(xue)习(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