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08年6月22日，清政府(fu)陆军部委派15名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二期学生前(qian)往法国留学深(shen)造。这(zhe)一行人由驻德参赞(zan)冯祥光率领，从哈尔滨(bin)出发，经俄国西(xi)伯利亚前(qian)往德国首都(dou)柏(bai)林。7月7日，这(zhe)15名学生安然抵达柏(bai)林，再由前(qian)来迎接他们的驻法使(shi)馆(guan)留学生监督唐在复带往巴黎。两(liang)周后的7月25日，他们最终来到法国西(xi)部城市拉弗莱什，入读一所(suo)军事类(lei)预科学校——法国陆军子弟学校。
短短一个(ge)月，这(zhe)15名中国留学生就完成了从启程到在法注册入学的一系列手续，各方效(xiao)率不可谓不高，颇令今人艳羡。
与日本、德国一样，法国也(ye)是晚清学生留洋的热门候选地之一。驻法公使(shi)刘式训就曾向江(jiang)苏巡抚陆元鼎(ding)介绍留法的好处：“法国专门校学费，岁(sui)不逾千佛郎，房饭零用(yong)约需三千，普通(tong)及(ji)预备科房膳学共不逾三千，暑(shu)假月在外另(ling)咨表。”同类(lei)学校的学费，法国比(bi)英国要便宜(yi)近(jin)一倍多，再加上生活费，两(liang)者数目(mu)相距颇为可观。且(qie)20世纪初，正值法国政府(fu)大举(ju)进行高等教(jiao)育改(gai)革之际，各种综合性(xing)大学、专科院校、工程师乃至军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还(hai)配(pei)备了较多的学制和学位种类(lei)可供选择。
刘式训/资料图(tu)
低廉的费用(yong)，多样的学科，快捷的时间，法兰西(xi)堪称是培养(yang)人才的经济之选。于是各省大员均有(you)以官费送生员入法求学，学的还(hai)多是路(lu)矿、海防、化工这(zhe)类(lei)“实(shi)学”，他们甚至还(hai)愿意赞(zan)助自费留学生转官费，负担留学生的实(shi)习开支(zhi)等，只为其能“学成后回(hui)国效(xiao)命”。
1907年6月，巴黎市面上出现了《新世纪报》和《自由杂志》这(zhe)两(liang)种宣传无政府(fu)主义的中文刊物，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学生“寄稿(gao)暗助”。清政府(fu)本就担忧留学生易受外部的新思想的影响，于是马上要求驻法使(shi)馆(guan)“严敕停办，并查系何省官私费学生……即请撤回(hui)”，奈(nai)何法兰西(xi)第三共和国是把出版自由写入宪(xian)法的，法国官方坚(jian)称“该报未犯报律，无从禁阻”。所(suo)以即便之后查明了《新世纪报》的主笔是之前(qian)“苏报案”相关人物吴稚晖(hui)，也(ye)因“既无证据，莫由追究”。
虽(sui)然法国政府(fu)可能并不太(tai)在乎留学生对本国政治的非议，但一定(ding)会警惕留学生以这(zhe)种“反抗精神”指向自身，进而形成潜在的政治威胁。在清末，一场中国学生的“窃图(tu)案”就曾给中法外交带来不小的风波。1909年3月，在法国校历春假期间，就读于法国海军士官学校的湖北籍(ji)学生向国华、石瑛两(liang)人，偷走学校的保密图(tu)纸，从学校所(suo)在的法国西(xi)部海港城市布雷斯特逃往比(bi)利时首都(dou)布鲁塞尔，在当地的照相馆(guan)对资料进行翻拍。后向国华回(hui)法被学校派人抓获，石瑛在逃。
一时间，法国报界各种阴谋论调甚嚣尘上，有(you)的报纸将“保密图(tu)纸”夸大为涉(she)嫌军事机(ji)密的文件，且(qie)一口咬定(ding)必有(you)法方军职人员涉(she)及(ji)，竭力将这(zhe)件事渲染成所(suo)谓的“中国留学生间谍(die)事件”；有(you)的报纸评论认为法国政府(fu)不该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招收外国军事留学生进入军校：“我(wo)们转变思想，对他们比(bi)自己的同胞还(hai)好，我(wo)们舰队档案室也(ye)向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但后经查明，所(suo)谓的“保密资料”不过是中国学生无法研修的课程课本，根本“无关国防”，自然也(ye)没有(you)什么被收买的法国军官充作“中间人”。向、石两(liang)人出于对校方针对留学生的“技术管制”的不忿，才出了“窃图(tu)”这(zhe)一下策。海军学校发现两(liang)人窃图(tu)出逃后，坚(jian)决表示(shi)要严惩嫌犯。但在中国官方的努力下，两(liang)人很快就洗清了“间谍(die)”嫌疑，当然这(zhe)很大程度在于向、石两(liang)人均为鄂省官费生。
自两(liang)人在逃的消息(xi)一经公开，当时的湖广总督陈夔龙就立(li)刻发电报恳(ken)请驻法公使(shi)刘式训“公就近(jin)与法廷长官相熟，祈设法保全为盼”，于是刘使(shi)尽浑身解数，通(tong)过法国外交部竭力周全，使(shi)得这(zhe)宗所(suo)谓的“间谍(die)案”最后以两(liang)人“退学出境”结案，并深(shen)念其“志在求学，情有(you)可原”，另(ling)安排向、石两(liang)人进入英国学校继续学业。
随着1911年辛亥(hai)革命的爆发，清政府(fu)倒台，中国迎来一个(ge)混乱而动荡的过渡时期。军阀的混战加剧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ji)，新的北洋政府(fu)无力向青年学生提供大规模的，类(lei)似过去那种资金(jin)充裕、体系完备的官费留学制度。于是，曾经的留法官费生李(li)石曾开始(shi)提倡(chang)“俭学”，1912年4月，他与吴稚晖(hui)等人组织了留法俭学会。
该学会在其宗旨中，既肯(ken)定(ding)了前(qian)往西(xi)方留学对一个(ge)新生国家的重要性(xing)——“改(gai)良社会首重教(jiao)育，欲(yu)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xi)为要图(tu)”，又点(dian)明其困难所(suo)在——“惟(wei)西(xi)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ji)”，并提出解决办法——“曾经同志筹(chou)思，拟(ni)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至于为什么选择法国，不得不提到李(li)师曾也(ye)与前(qian)文提及(ji)的《新世纪》报这(zhe)段公案渊源颇深(shen)，与吴稚晖(hui)一样，他也(ye)是该报的创始(shi)人之一。法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hu)，让两(liang)人都(dou)深(shen)以为其是“民智民气先进之国”，故“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shi)行也(ye)。”
留法俭学会还(hai)得到了时任北洋教(jiao)育部长蔡元培的支(zhi)持，他授意教(jiao)育部拨出房屋供学会在北京开办预科学校，校址就设在安定(ding)门附近(jin)的方家胡同。学生只要缴纳少量的注册费用(yong)就可以就读，他们在预科学校内进行为期6个(ge)月的法语和文化背(bei)景(jing)培训，然后经俭学会安排，前(qian)往法国蒙塔日、巴黎和枫丹白露的初高级中就读。
留法俭学会提倡(chang)的留学与以往的留学有(you)很大不同。首先，这(zhe)些(xie)预备留法的学生并没有(you)在国内受过“新式学堂”的教(jiao)育，且(qie)大部分人出身并不富(fu)裕；其次，这(zhe)些(xie)学生留法的目(mu)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某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换言之，他们留学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通(tong)过自身劳动过上一种简朴(pu)的生活，逐渐接受法国共和主义的进步思想和价值体系”。
从1912到1914年，约有(you)120人通(tong)过俭学会前(qian)往巴黎，“较十(shi)年公费之数，有(you)过之无不及(ji)，此其成绩显然易见者也(ye)。”然而，当时的袁(yuan)世凯政府(fu)对俭学会十(shi)分警惕，面对后者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直接下令教(jiao)育部收回(hui)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校舍。虽(sui)然后来学校曾一度搬(ban)至宣武门的皮库营四川会馆(guan)，但仍遭政府(fu)多次巡查，最后学校只能关闭，留法俭学会全体解散。
留法俭学会
1916年，法国政府(fu)因一战吃紧，国内劳动力空(kong)虚，故有(you)意在华招募劳工。李(li)石曾和蔡元培认为这(zhe)是实(shi)现学生勤工俭学留法的大好时机(ji)，在同年成立(li)了华法教(jiao)育会。1917年，中国国内的局势也(ye)稍有(you)放松，留法俭学会得以重组，北京的留法预备学校也(ye)再度开放招生。
在1919至1920年间，共有(you)1400名四川、湖南、广东、浙江(jiang)、江(jiang)苏和湖北地区(qu)的学生通(tong)过俭学会踏上了留法之路(lu)，其中就有(you)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li)富(fu)春、李(li)维汉、聂荣臻、徐(xu)特立(li)等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zhe)批学生的平均年纪在16至25岁(sui)之间。据统计，其中大部分人，约有(you)498名被安排到工厂——主要是位于法国东部城市的钢铁厂和军工厂，579名被安排到学校里——大部分去的中学，集中在巴黎近(jin)郊、蒙塔日市、默伦和枫丹白露地区(qu)；剩余的一百名则在高中和专科学校就读。
李(li)石曾在巴黎西(xi)郊开设豆腐工厂
这(zhe)场勤工俭学运动之所(suo)以如此受到欢迎，除了大家都(dou)将其视为一个(ge)可以获得更好的教(jiao)育水平的机(ji)会，还(hai)在于学生们认为去法国意味着会成为拥有(you)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界先锋。不要忘(wang)记(ji)就在1919年，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们摈弃了旧的孔孟之道，正热烈地期待着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到来。于是，这(zhe)些(xie)半工半读的留法学生的突出特征就是带着坚(jian)定(ding)的改(gai)变祖国命运的信(xin)念，以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
但他们远大的理想在一战后法国的残酷现实(shi)面前(qian)受到了挫折：工厂大量倒闭，工资普遍微薄，失业人口剧增。不少留法学生连日常生活都(dou)难以为继，而相关部门的补(bu)助极其有(you)限(xian)，时有(you)时无。因此，学生们于1921年2月28日发起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二八运动”，向中华民国驻法公使(shi)馆(guan)请愿，促(cu)使(shi)驻法公使(shi)陈箓答应拨款，向勤工俭学学生支(zhi)付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yong)。
由于中国学生无法在法国工厂里继续工作，今“半工半读”中的“半工”已经不存，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李(li)石曾认为有(you)责任要把另(ling)一半“半读”继续下去，因此他萌生了要在法国建立(li)一所(suo)中国大学的想法。经过多轮协商后，中法大学协会于1921年夏正式宣布成立(li)，负责管理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运作。
中法大学由中方负责筹(chou)集部分资金(jin)，法方负责建造学校的楼房，为学生提供食宿，以及(ji)提供专业的教(jiao)育。时任里昂市长的爱德华·赫里欧还(hai)协调法国国防部，让其同意拨出里昂附近(jin)的一处要塞——圣伊雷内堡(bao)及(ji)其附属(shu)领地作为中法学校的校址。但随即公布的章程中却明文规定(ding)学校只接受在中国通(tong)过入学考试的学生，虽(sui)然李(li)师曾、陈箓等人希望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都(dou)能到里昂读书，但法方态度强硬地表示(shi)拒绝。法国政府(fu)已经注意到了这(zhe)群(qun)来自中国的青年人，他们已经在法国各地进行集会、结社、罢工，发起请愿活动，担忧如果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势将成为一股不可小觑(qu)的政治力量。因此，在章程中点(dian)明中法大学的学生须在中国招收，意图(tu)将这(zhe)些(xie)在法留学生排除在外。
由此，以中法学校的校方和学生为主的矛盾(dun)不断激化，几乎到了一触(chu)即发的时刻。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俭学学生联名上书蔡元培和陈箓，希望就入学问题给出官方答复，但没有(you)得到任何结果。8月20日，驻法公使(shi)馆(guan)发出布告，宣布取消勤工俭学学生的最低补(bu)助，推翻了“二八运动”的斗争成果。9月5日，学生们在勒克(ke)鲁佐军工厂工作的中国工人们发表演说，控诉中国校方违背(bei)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初衷，表面上标榜是平民教(jiao)育，事实(shi)上却是贵族教(jiao)育的卫道者。
里昂中法大学校门 图(tu)自里昂图(tu)书馆(guan)网站
面对经济封锁，又听(ting)说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hui)即将带领第一批从中国选拔出来的学生到达里昂，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于是决定(ding)行动起来。由中国驻法使(shi)馆(guan)资助路(lu)费，勤工俭学学生组成百余人的代表团从各地于9月21日到达里昂，并要求住在圣依雷内堡(bao)里，等待校长的到来。中法学校的法方校长莫里斯·古恒以防止动乱为名，要求学生交出护(hu)照交给警察局，学生抗争不成只好照办，最后得以进入学校。
在这(zhe)种紧张局势下，中法两(liang)方的大学领导层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中方的校方代表褚民谊态度暧昧，对学生的要求不置可否(fou)；随后赶到的吴稚晖(hui)则坚(jian)决拒收这(zhe)些(xie)学生；法方代表古恒认为这(zhe)些(xie)学生进入学校的方式逾越了法律界限(xian)，坚(jian)决要求警察进行干预。
22日下午，里昂警察局派出200名警察，将前(qian)一天住在中法大学校内的学生悉数“押送”到附近(jin)的蒙吕克(ke)炮台的兵营中进行“监管”。驻守巴黎的部分学生听(ting)闻这(zhe)一消息(xi)，立(li)刻要陈箓同法国政府(fu)交涉(she)，释放学生。陈箓派出副领事李(li)骏(jun)以使(shi)馆(guan)名义前(qian)往里昂处理这(zhe)一事件。在李(li)俊(jun)的调解下，吴稚晖(hui)会见了部分学生代表，最终决定(ding)以接收20位左右的勤工俭学学生缓和事态，但这(zhe)与学生提出“应收尽收”的要求差(cha)距太(tai)远。谈判陷入僵(jiang)局。
10月10日，被囚(qiu)于兵营的学生为纪念辛亥(hai)革命，还(hai)举(ju)行了绝食抗议，希冀能使(shi)各方念其苦衷，稍加感动，促(cu)成入学。但是被驱逐的命运还(hai)是降临到了被关在蒙吕克(ke)兵营的104名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们被警察送到里昂的布尔图(tu)火车站，然后在马赛(sai)登(deng)上了保罗·勒卡号(hao)离开法国。
纵观整个(ge)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仿佛一场三方的“车轮战”——法国政府(fu)vs中国官方，中国官方vs中国学生，中国学生vs法国政府(fu)。似乎没有(you)一方是绝对的赢家：法国政府(fu)没有(you)得到一群(qun)资金(jin)有(you)保障、且(qie)日后能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亲法”作用(yong)的留学生群(qun)体；中国官方主导的运动最终成果——中法大学也(ye)失去了其初衷意义；绝大多数留法学生在朝不保夕中度过了三年，最后却无功而返。
不过，这(zhe)场运动也(ye)许没有(you)结出甜蜜(mi)的果实(shi)，却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这(zhe)批留法学生中，陈毅、李(li)立(li)三、蔡和森被遣送回(hui)国，继续在国内投身马克(ke)思主义的宣传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周恩来、邓小平、李(li)维汉、赵世炎等人则继续留在了法国，于1922年成立(li)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赤光》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继续在欧洲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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