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suo)谓文明对(dui)话，就是基于文明之民族(zu)性和普(pu)遍性的结合(he)，采(cai)取一种(zhong)文明平等与文明多样性的哲学，对(dui)不同文明、民族(zu)之间的分歧甚至斗争采(cai)取一种(zhong)和平伦理和沟通方法，其本质(zhi)属(shu)于人(ren)类的同胞之爱和人(ren)类自治的积(ji)极道德实践。文明对(dui)话代(dai)表了一种(zhong)文明生态观和文明民主观，是真正(zheng)符合(he)人(ren)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存在形态的文明哲学，也是人(ren)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哲学视野和沟通方法。

文明对(dui)话的对(dui)立面是文明冲突。从现实主义角度看(kan)，文明冲突似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西方文明以(yi)自我为中心(xin)，以(yi)异教意识为基础(chu)，以(yi)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为视野，在近代(dai)殖民化与全球化过(guo)程中，构建了一种(zhong)西方中心(xin)主义的文明观和制度观。

这种(zhong)西方式中心(xin)观念是殖民主义的精神(shen)基础(chu)，是维持西方精神(shen)霸权与制度霸权的深层文化心(xin)理，但并不符合(he)全人(ren)类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建成真正(zheng)的人(ren)类命运共同体。单一文明中心(xin)主义，无论其自我标榜的文明性如何，最终只能陷入霸权与征服的循(xun)环游戏，带(dai)来一个(ge)普(pu)遍动荡与对(dui)抗的世界。

在西方文明理论中，亨廷顿(dun)总结提炼的“文明冲突论”代(dai)表了西方文明的本质(zhi)视野和实践方法，所(suo)以(yi)西方有相当(dang)发达的地缘政治学和霸权制度方法。福(fu)山的“历史(shi)终结论”宣告了西方中心(xin)主义的目的论和历史(shi)必胜论。这些有关人(ren)类宏观历史(shi)进程与道德目的之“大理论”，并非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chu)上，而是建立在主观和偏执的基础(chu)上，是人(ren)类道德心(xin)智不成熟的体现。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西方的“霸力”叠加“蛮心(xin)”，造就了一个(ge)到处“起火”的世界。看(kan)看(kan)乌(wu)克兰的战火，看(kan)看(kan)加沙地带(dai)的人(ren)道灾难(nan)，看(kan)看(kan)中国周边的对(dui)抗态势，看(kan)看(kan)“颜色革命”所(suo)到之处的政治社会衰败(bai)，看(kan)看(kan)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种(zhong)族(zu)歧视、权利泛(fan)滥与道德碎片化，这些都(dou)表明西方自我满足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shi)终结论”不可能带(dai)来可持续(xu)的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带(dai)来西方世界的普(pu)遍安全。

6月8日，以(yi)色列为解救四名被扣押(ya)人(ren)员，造成上百人(ren)伤亡，被批是“野蛮的侵略行径”

以(yi)文明对(dui)话超越(yue)文明冲突，是中国关于联合(he)国体制与人(ren)类文明互动方式的一贯主张与行动逻辑。文明对(dui)话，具有文明的和平善意与理性取向，摒弃了单一文明过(guo)强的主体性和凌(ling)驾性。文明对(dui)话论由中国首倡(chang)，既反映(ying)了中国和平发展主义的国际观和文明观，也反映(ying)了中华文明的特(te)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cheng)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文明五(wu)大特(te)性，即连续(xu)性、创新(xin)性、统(tong)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纵观中国历史(shi)，从来都(dou)是对(dui)内团结凝聚与对(dui)外包容和平的有机(ji)结合(he)。中华文明理解和追求的天下，不是西方式的霸道秩(zhi)序，而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秩(zhi)序。中华文明孕育(yu)了中华民族(zu)共同体，并以(yi)此为根据不断(duan)寻求与不同文明、民族(zu)之间交流互鉴，共同构建真正(zheng)的人(ren)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zu)共同体基础(chu)上的中国以(yi)国家形态延绵数千年，不是西方的帝国或民族(zu)国家，而是文明的、统(tong)一的多民族(zu)国家，与人(ren)为善，与族(zu)和谐，与他国和平共处。在人(ren)类命运共同体的当(dang)代(dai)构想与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具有深刻文明论和国际秩(zhi)序论意义的“三大倡(chang)议”，即全球安全倡(chang)议、全球发展倡(chang)议和全球文明倡(chang)议：安全是和平的实质(zhi)内涵，是全人(ren)类追求的首要价值；发展是人(ren)类文明的自我完善方法，也是解决(jue)一切矛盾冲突的辩证过(guo)程；文明是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性，是一种(zhong)统(tong)筹与综合(he)的形态。

中国对(dui)内追求民族(zu)复兴，对(dui)外倡(chang)导“一带(dai)一路”与人(ren)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是文明一以(yi)贯之的，是知行合(he)一的。西方将中华民族(zu)复兴视为霸权崛起，将中国倡(chang)导的“一带(dai)一路”视为新(xin)中华帝国主义，完全是以(yi)己之心(xin)，度人(ren)之腹，是对(dui)中华文明与人(ren)类根本利益的误解误判，更是对(dui)自身文明中心(xin)论与霸权秩(zhi)序的过(guo)度迷恋。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本质(zhi)是“西方威胁论”的想象与投射，是西方对(dui)另一个(ge)他们认为的同质(zhi)于“西方权力”的恐惧(ju)。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以(yi)及由此带(dai)来的美国对(dui)华新(xin)冷战的密集甚至非理性化的行动，都(dou)根源于这种(zhong)恐惧(ju)。而这种(zhong)恐惧(ju)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xin)化以(yi)及对(dui)文明平等对(dui)话的道德排斥(chi)。

因此，中国倡(chang)议并得到联合(he)国认可的“文明对(dui)话”，就不仅是为世界和平与人(ren)类命运共同体所(suo)亟需，也是对(dui)西方文明的道德救赎(shu)。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东方文化与中国道路对(dui)西方与世界的道德和制度意义，但西方整体性的自我反思和道德救赎(shu)过(guo)程并未取得实质(zhi)性突破，所(suo)谓西方中心(xin)论之道德迷思与霸权实践仍占(zhan)据主流。

中国常驻联合(he)国代(dai)表傅聪(cong)在联大全会介绍决(jue)议草案时表示，中方倡(chang)议联大设(she)立文明对(dui)话国际日，旨在充分发挥文明对(dui)话对(dui)于消除歧视偏见、增(zeng)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xin)相通、加强团结合(he)作的重要作用

西方文明在现代(dai)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是解放了“个(ge)人(ren)”，激活并焕发了个(ge)性解放与资本创造性的巨大生产(chan)力，以(yi)及以(yi)个(ge)体自由与人(ren)权为内核的巨大价值穿透力，由此带(dai)来西方凌(ling)驾全球的道德和制度权威。但西方滥用了这一权威，暴露出其文明和政治的自我中心(xin)主义与等级制弊端，暴露出西方与人(ren)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对(dui)立。

西方不能带(dai)来真正(zheng)的人(ren)类道德自治和国际法治，救赎(shu)的希望只能另寻他处。著名科幻(huan)哲学家刘慈欣先生在《三体》系列作品中，借助叶文洁之口道出了对(dui)人(ren)类道德自治能力的根本质(zhi)疑，从而寻求地外文明“三体人(ren)”的道德拯救。这是一种(zhong)关于人(ren)类永久和平的根本讽刺和预言，其意在倒逼人(ren)类思考整体存续(xu)的道德基础(chu)与互动法则。

文明冲突叠加历史(shi)终结绝对(dui)不是人(ren)类永久和平的理想解，康德提出了这一根本性问题(ti)，西方努(nu)力进行了求解，其结果是在西方文明范畴内无解。以(yi)文明对(dui)话超越(yue)文明冲突，坚持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互动民主化，坚持民族(zu)性与人(ren)类性的和谐统(tong)一，坚持和平发展的核心(xin)价值地位，坚持统(tong)筹实现中华民族(zu)共同体与人(ren)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来自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的系统(tong)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激荡起全人(ren)类的强烈共鸣与回响。

我们期待“文明对(dui)话国际日”的设(she)立及其广泛(fan)的对(dui)话与实践，能够为人(ren)类永久和平与人(ren)类文明新(xin)形态带(dai)来真正(zheng)的希望和方向。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