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yi)
复旦大学国际政(zheng)治(zhi)系教授
整体而(er)言，“极(ji)端民族(zu)主义”与“民粹主义”是(shi)自由(you)主义-新自由(you)主义精英构建的规训(xun)标签。用“极(ji)端民族(zu)主义”标签标识拒(ju)绝(jue)内化西方(fang)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的行(xing)为体，用“民粹主义”（以及具有特定历史意涵的种(zhong)族(zu)主义和身份政(zheng)治(zhi)仇视话语）标签规训(xun)发达国家内部的非精英群体，尤(you)其是(shi)来自底层的强烈反抗。
从策略上来说，西方(fang)着力发挥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优势，将非西方(fang)行(xing)为体中的特定群体进行(xing)吸纳性规训(xun)，并通过系统传递“极(ji)端民族(zu)主义”等内嵌特定特定标准的规训(xun)工具，扩展自身影响(xiang)力，以弥补“纯血”西方(fang)精英在全球范围整体性的数量劣势，这大致是(shi)从1600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一种(zhong)权力结构。就经验观(guan)察来说，是(shi)当前全球舆论场信息竞争与认知博弈中常(chang)见(jian)的态势。
“极(ji)端民族(zu)主义”的治(zhi)理需(xu)要回归事实和舆情生态的基本面，尤(you)其需(xu)要避免(mian)过度的政(zheng)治(zhi)-道德洁癖，以及不自觉的“皈依效忠”倾向。民族(zu)主义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情境和历史的发生逻(luo)辑，本质上来说是(shi)西方(fang)以殖民方(fang)式启(qi)动(dong)现代化进程，强势入侵(qin)并摧毁中国传统结构之后，在中国本土发生的自发反抗，与外来知识体系共同碰撞的产物。
从西方(fang)的视角来说，尽管当代全体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pu)遍都以民族(zu)主义乃至激进民族(zu)主义的政(zheng)治(zhi)煽动(dong)和动(dong)员发夹，但(dan)在进入成熟稳(wen)定期后，处于对(dui)底层民众系统性动(dong)员的阶级性的恐(kong)惧，在作为上层建筑(zhu)的知识与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对(dui)民族(zu)主义进行(xing)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污名化以及解构处理，并进行(xing)了比较强力的推广，确保通过知识实现规训(xun)，就像X战警(jing)中消除(chu)变种(zhong)人的方(fang)法不是(shi)消灭成熟体，而(er)是(shi)避免(mian)成熟体的出现一样。
“民族(zu)主义”和“极(ji)端民族(zu)主义”的叙事在当代中国的舆论生态中的使用具有显著“通假”以及“移情”属(shu)性。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对(dui)西方(fang)，以及中国本土部分具有传承(cheng)属(shu)性的知识精英来说，是(shi)某种(zhong)系统性的威胁和挑战，除(chu)非中国选择1991年苏联的道路，而(er)且还不能出现俄罗(luo)斯现任领导人的那种(zhong)强势，否则中国存(cun)在本身就是(shi)一种(zhong)威胁。
但(dan)是(shi)，一如沙利文2014年在CFR演(yan)讲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从外部用各种(zhong)方(fang)式改变中国的努力，已经趋于失败(bai)；而(er)且，从外部对(dui)冲中国崛起，其成本已经超越了西方(fang)可选政(zheng)策的边界。那么很显然，对(dui)西方(fang)来说，能够有的希望(wang)，自然就是(shi)等待内部的变化。
中国的挑战，则是(shi)需(xu)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凝聚出新的共识和目标，其中要实现自我超越的关键，就是(shi)摆脱(tuo)在所谓(wei)“极(ji)端民族(zu)主义”上的非自主性判(pan)断，或者，更直白(bai)的说，就是(shi)超越“友邦惊诧”和“中国是(shi)得到美西方(fang)认可的市(shi)场经济”这种(zhong)具有显著时代局(ju)限性的认知，回归到中国客观(guan)国家利益，回归到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秩序构建，回归到中国人民对(dui)美好(hao)生活向往的基本面，来看待和理解各种(zhong)问题。
治(zhi)理“极(ji)端民族(zu)主义”以及更加广义的网络治(zhi)理，关键在于相信人民，依靠(kao)人民。网络治(zhi)理这种(zhong)生态构建的事情，当然是(shi)最适合展现中国的制度性优势，就是(shi)对(dui)人民的认定，对(dui)人民的相信，以及对(dui)人民的依靠(kao)。这种(zhong)认定相信和依靠(kao)，以及，教育发动(dong)组织，是(shi)中国乃至世界政(zheng)治(zhi)的底层逻(luo)辑。现在欧美民主政(zheng)治(zhi)制度运行(xing)的荒腔走板，与其在萌芽与先发时期曾经显现的辉煌相距甚(shen)远，核心原因之一，也在于对(dui)这底层逻(luo)辑的背反。对(dui)中国来说，如果最终变成了用“极(ji)端民族(zu)主义”的标签去标识所谓(wei)“乌合之众”，那至少(shao)是(shi)一种(zhong)需(xu)要有效矫正的政(zheng)策定位。
涉日的“极(ji)端民族(zu)主义”治(zhi)理，需(xu)要的是(shi)一种(zhong)均衡的治(zhi)理生态。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zu)主义情绪、思潮和运动(dong)，一般都是(shi)被刺激出来的：或者是(shi)被外国列强的暴行(xing)刺激出来的；或者是(shi)被本土的一些(xie)皈依情节与求认同需(xu)求过于强烈的行(xing)为体的言行(xing)刺激出来的。
这一轮苏州的事情，则表现出了社交媒体舆论平台治(zhi)理的复杂挑战，里面混杂了流量经济的异(yi)化表现，技术娴熟来路可疑的“两头吃”与“双向反跳”，找到了“透气窗口”且娴熟语言技巧各种(zhong)“借题发挥”进行(xing)扩张阐释以弥补长期憋屈和不满的，但(dan)更加关键的，是(shi)体现需(xu)要提升应对(dui)复杂舆情的本领，并且在治(zhi)理进程中构建相匹配治(zhi)理规范的系统性能力。
至少(shao)有一点是(shi)可以肯定的，就个人的深度参与性观(guan)察来看，绝(jue)大多数网民有充分的理性，并不喜(xi)欢那种(zhong)学理意义上有害的“极(ji)端民族(zu)主义”，事实上那种(zhong)东(dong)西在中国本质上是(shi)水(shui)土不服的，相反在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的过于成功的日本那儿，是(shi)根深蒂固的存(cun)在。
精准，细致，同步(bu)，均衡，是(shi)涉日“极(ji)端民族(zu)主义”治(zhi)理的可能方(fang)向。其中的核心逻(luo)辑，是(shi)要进行(xing)源(yuan)头管理，从源(yuan)头上消除(chu)可能诱(you)发“极(ji)端民族(zu)主义”的刺激。从舆情生态来说，需(xu)要消除(chu)那些(xie)恶心的跪舔媚日言论，因为这是(shi)滋生所谓(wei)“极(ji)端民族(zu)主义”的前提和根源(yuan)。很显然的道理，如果日本政(zheng)府承(cheng)认了二战历史责任，进行(xing)有效的道歉(qian)与赔(pei)偿，拆了靖(jing)国神社，或者，把侵(qin)略战争的纪念都拆了，正经反思战争罪行(xing)与责任，那也就没啥(sha)问题好(hao)弄了。治(zhi)理网络生态中涉及的激烈情绪，更加需(xu)要对(dui)情绪的产生机理进行(xing)深层认知，系统梳理，理解其中的动(dong)力生成机制，继而(er)进行(xing)有效且精准的治(zhi)理。提升本领，克服恐(kong)慌，拒(ju)绝(jue)一劳永逸(yi)的诱(you)惑，做好(hao)长期持久工作的准备，是(shi)非常(chang)有必(bi)要的心理建设。
个别精英自虐，面对(dui)日本这个非常(chang)特殊的，迄(qi)今为止不仅在精神和情感上持续刺激中国，而(er)且在现实利益上坚定的与美国站在一起损(sun)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国家，进行(xing)主动(dong)的自我矮化，实事求是(shi)的说，这真的是(shi)非常(chang)容(rong)易刺激出比较强烈的负(fu)面情绪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不喜(xi)欢看到极(ji)端的情绪化表达，麻烦记得站直了，不要自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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