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zhuan)栏作(zuo)者 郭纯】
1908年6月22日，清政府陆(lu)军部委派(pai)15名陆(lu)军速成武备学堂(tang)二期学生前往法国留(liu)学深(shen)造。这一行人由驻(zhu)德(de)参赞冯祥光率领，从哈(ha)尔滨出发，经俄(e)国西伯利亚前往德(de)国首(shou)都柏林。7月7日，这15名学生安然抵达柏林，再由前来迎接他们的驻(zhu)法使馆留(liu)学生监督唐在复带(dai)往巴黎。两周后的7月25日，他们最终来到法国西部城市拉弗(fu)莱什，入读一所(suo)军事类预科学校——法国陆(lu)军子弟(di)学校。
短短一个月，这15名中国留(liu)学生就完成了(le)从启程(cheng)到在法注册入学的一系列手续，各方效率不可(ke)谓不高，颇(po)令今人艳羡。
与日本、德(de)国一样，法国也是晚清学生留(liu)洋的热(re)门候(hou)选(xuan)地之一。驻(zhu)法公使刘式训就曾向(xiang)江苏巡抚陆(lu)元鼎介绍留(liu)法的好处：“法国专(zhuan)门校学费，岁不逾千佛郎，房(fang)饭(fan)零用(yong)约需三千，普通及(ji)预备科房(fang)膳(shan)学共不逾三千，暑假月在外另咨表。”同类学校的学费，法国比英国要便宜近一倍多，再加上生活费，两者数(shu)目相距颇(po)为可(ke)观。且20世纪初，正值法国政府大举进行高等教育(yu)改革之际，各种综合性(xing)大学、专(zhuan)科院校、工程(cheng)师乃至军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还配备了(le)较多的学制和学位种类可(ke)供选(xuan)择。
刘式训/资(zi)料图
低(di)廉的费用(yong)，多样的学科，快捷(jie)的时间，法兰西堪称是培养人才(cai)的经济之选(xuan)。于是各省(sheng)大员均有以官费送生员入法求学，学的还多是路矿、海防(fang)、化工这类“实学”，他们甚(shen)至还愿意赞助自费留(liu)学生转官费，负担留(liu)学生的实习开支等，只为其能“学成后回国效命”。
1907年6月，巴黎市面上出现了(le)《新世纪报》和《自由杂志》这两种宣(xuan)传无政府主义的中文刊物，在留(liu)学生中产生了(le)很大影响，不少学生“寄(ji)稿暗助”。清政府本就担忧留(liu)学生易(yi)受外部的新思想的影响，于是马上要求驻(zhu)法使馆“严(yan)敕停办，并(bing)查系何省(sheng)官私费学生……即请(qing)撤回”，奈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把出版自由写入宪(xian)法的，法国官方坚称“该报未(wei)犯报律(lu)，无从禁阻”。所(suo)以即便之后查明了(le)《新世纪报》的主笔是之前“苏报案”相关人物吴稚晖，也因“既(ji)无证据，莫由追究”。
虽然法国政府可(ke)能并(bing)不太在乎留(liu)学生对本国政治的非(fei)议，但一定会警惕(ti)留(liu)学生以这种“反抗精神”指向(xiang)自身，进而形成潜在的政治威(wei)胁。在清末，一场中国学生的“窃图案”就曾给中法外交带(dai)来不小的风波。1909年3月，在法国校历春假期间，就读于法国海军士官学校的湖北籍学生向(xiang)国华(hua)、石瑛两人，偷走(zou)学校的保密图纸(zhi)，从学校所(suo)在的法国西部海港城市布雷斯特逃往比利时首(shou)都布鲁(lu)塞尔，在当地的照相馆对资(zi)料进行翻拍。后向(xiang)国华(hua)回法被(bei)学校派(pai)人抓获，石瑛在逃。
一时间，法国报界各种阴谋论调甚(shen)嚣尘上，有的报纸(zhi)将“保密图纸(zhi)”夸大为涉嫌(xian)军事机密的文件，且一口咬定必有法方军职人员涉及(ji)，竭力将这件事渲染(ran)成所(suo)谓的“中国留(liu)学生间谍事件”；有的报纸(zhi)评论认为法国政府不该为了(le)扩大国际影响力，招收外国军事留(liu)学生进入军校：“我们转变思想，对他们比自己的同胞还好，我们舰(jian)队档(dang)案室也向(xiang)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但后经查明，所(suo)谓的“保密资(zi)料”不过是中国学生无法研修(xiu)的课程(cheng)课本，根本“无关国防(fang)”，自然也没有什么(me)被(bei)收买的法国军官充作(zuo)“中间人”。向(xiang)、石两人出于对校方针(zhen)对留(liu)学生的“技(ji)术管制”的不忿(fen)，才(cai)出了(le)“窃图”这一下(xia)策。海军学校发现两人窃图出逃后，坚决表示要严(yan)惩嫌(xian)犯。但在中国官方的努(nu)力下(xia)，两人很快就洗清了(le)“间谍”嫌(xian)疑，当然这很大程(cheng)度在于向(xiang)、石两人均为鄂省(sheng)官费生。
自两人在逃的消息一经公开，当时的湖广总督陈夔(kui)龙就立刻发电报恳请(qing)驻(zhu)法公使刘式训“公就近与法廷长官相熟，祈(qi)设法保全为盼”，于是刘使尽浑身解数(shu)，通过法国外交部竭力周全，使得这宗所(suo)谓的“间谍案”最后以两人“退学出境”结案，并(bing)深(shen)念其“志在求学，情有可(ke)原”，另安排向(xiang)、石两人进入英国学校继续学业(ye)。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国迎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过渡时期。军阀的混战(zhan)加剧了(le)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新的北洋政府无力向(xiang)青年学生提供大规模的，类似过去那种资(zi)金充裕、体系完备的官费留(liu)学制度。于是，曾经的留(liu)法官费生李石曾开始提倡“俭学”，1912年4月，他与吴稚晖等人组织了(le)留(liu)法俭学会。
该学会在其宗旨中，既(ji)肯定了(le)前往西方留(liu)学对一个新生国家的重要性(xing)——“改良社会首(shou)重教育(yu)，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liu)学泰西为要图”，又点明其困(kun)难所(suo)在——“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ji)”，并(bing)提出解决办法——“曾经同志筹(chou)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liu)欧学界”。至于为什么(me)选(xuan)择法国，不得不提到李师曾也与前文提及(ji)的《新世纪》报这段公案渊(yuan)源颇(po)深(shen)，与吴稚晖一样，他也是该报的创始人之一。法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让两人都深(shen)以为其是“民(min)智民(min)气先进之国”，故“兹由同志组织‘留(liu)法俭学会’，以兴尚(shang)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
留(liu)法俭学会还得到了(le)时任北洋教育(yu)部长蔡元培的支持，他授意教育(yu)部拨出房(fang)屋供学会在北京开办预科学校，校址就设在安定门附近的方家胡同。学生只要缴(jiao)纳少量(liang)的注册费用(yong)就可(ke)以就读，他们在预科学校内进行为期6个月的法语(yu)和文化背(bei)景(jing)培训，然后经俭学会安排，前往法国蒙塔日、巴黎和枫丹白(bai)露(lu)的初高级中就读。
留(liu)法俭学会提倡的留(liu)学与以往的留(liu)学有很大不同。首(shou)先，这些(xie)预备留(liu)法的学生并(bing)没有在国内受过“新式学堂(tang)”的教育(yu)，且大部分人出身并(bing)不富(fu)裕；其次(ci)，这些(xie)学生留(liu)法的目的并(bing)不是为了(le)获得某一专(zhuan)业(ye)的知识和技(ji)能，换言之，他们留(liu)学不是为了(le)拿文凭，而是“通过自身劳动过上一种简(jian)朴(pu)的生活，逐渐接受法国共和主义的进步思想和价值体系”。
从1912到1914年，约有120人通过俭学会前往巴黎，“较十年公费之数(shu)，有过之无不及(ji)，此其成绩显然易(yi)见者也。”然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对俭学会十分警惕(ti)，面对后者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直接下(xia)令教育(yu)部收回北京留(liu)法预备学校的校舍(she)。虽然后来学校曾一度搬至宣(xuan)武门的皮库营(ying)四(si)川会馆，但仍(reng)遭政府多次(ci)巡查，最后学校只能关闭，留(liu)法俭学会全体解散(san)。
留(liu)法俭学会
1916年，法国政府因一战(zhan)吃紧，国内劳动力空虚(xu)，故有意在华(hua)招募劳工。李石曾和蔡元培认为这是实现学生勤(qin)工俭学留(liu)法的大好时机，在同年成立了(le)华(hua)法教育(yu)会。1917年，中国国内的局势也稍有放松，留(liu)法俭学会得以重组，北京的留(liu)法预备学校也再度开放招生。
在1919至1920年间，共有1400名四(si)川、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和湖北地区的学生通过俭学会踏上了(le)留(liu)法之路，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ping)、陈毅、李富(fu)春、李维汉、聂荣臻(zhen)、徐特立等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批学生的平(ping)均年纪在16至25岁之间。据统计，其中大部分人，约有498名被(bei)安排到工厂——主要是位于法国东部城市的钢铁厂和军工厂，579名被(bei)安排到学校里——大部分去的中学，集(ji)中在巴黎近郊、蒙塔日市、默伦和枫丹白(bai)露(lu)地区；剩余的一百名则在高中和专(zhuan)科学校就读。
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开设豆腐工厂
这场勤(qin)工俭学运动之所(suo)以如此受到欢迎，除了(le)大家都将其视为一个可(ke)以获得更好的教育(yu)水平(ping)的机会，还在于学生们认为去法国意味着会成为拥(yong)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界先锋。不要忘记就在1919年，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五四(si)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们摈(bin)弃(qi)了(le)旧的孔孟之道，正热(re)烈地期待着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到来。于是，这些(xie)半工半读的留(liu)法学生的突出特征就是带(dai)着坚定的改变祖(zu)国命运的信念，以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
但他们远大的理想在一战(zhan)后法国的残酷(ku)现实面前受到了(le)挫折：工厂大量(liang)倒闭，工资(zi)普遍微薄，失业(ye)人口剧增(zeng)。不少留(liu)法学生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而相关部门的补助极其有限(xian)，时有时无。因此，学生们于1921年2月28日发起了(le)“争取吃饭(fan)权(quan)、工作(zuo)权(quan)、求学权(quan)”的“二八运动”，向(xiang)中华(hua)民(min)国驻(zhu)法公使馆请(qing)愿，促使驻(zhu)法公使陈箓答应拨款(kuan)，向(xiang)勤(qin)工俭学学生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di)费用(yong)。
由于中国学生无法在法国工厂里继续工作(zuo)，今“半工半读”中的“半工”已经不存，作(zuo)为勤(qin)工俭学运动发起人，李石曾认为有责任要把另一半“半读”继续下(xia)去，因此他萌生了(le)要在法国建立一所(suo)中国大学的想法。经过多轮协商后，中法大学协会于1921年夏正式宣(xuan)布成立，负责管理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运作(zuo)。
中法大学由中方负责筹(chou)集(ji)部分资(zi)金，法方负责建造学校的楼房(fang)，为学生提供食宿，以及(ji)提供专(zhuan)业(ye)的教育(yu)。时任里昂市长的爱(ai)德(de)华(hua)·赫里欧还协调法国国防(fang)部，让其同意拨出里昂附近的一处要塞——圣伊雷内堡及(ji)其附属(shu)领地作(zuo)为中法学校的校址。但随即公布的章程(cheng)中却明文规定学校只接受在中国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虽然李师曾、陈箓等人希望在法勤(qin)工俭学的学生都能到里昂读书(shu)，但法方态度强硬地表示拒绝。法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le)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人，他们已经在法国各地进行集(ji)会、结社、罢工，发起请(qing)愿活动，担忧如果将他们聚集(ji)在一起，势将成为一股不可(ke)小觑的政治力量(liang)。因此，在章程(cheng)中点明中法大学的学生须在中国招收，意图将这些(xie)在法留(liu)学生排除在外。
由此，以中法学校的校方和学生为主的矛盾不断激化，几乎到了(le)一触即发的时刻。1921年6月6日，300名勤(qin)工俭学学生联名上书(shu)蔡元培和陈箓，希望就入学问题给出官方答复，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8月20日，驻(zhu)法公使馆发出布告，宣(xuan)布取消勤(qin)工俭学学生的最低(di)补助，推(tui)翻了(le)“二八运动”的斗争成果。9月5日，学生们在勒克鲁(lu)佐军工厂工作(zuo)的中国工人们发表演说，控诉中国校方违背(bei)了(le)勤(qin)工俭学运动的初衷，表面上标榜是平(ping)民(min)教育(yu)，事实上却是贵族教育(yu)的卫道者。
里昂中法大学校门 图自里昂图书(shu)馆网站(zhan)
面对经济封锁，又听说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即将带(dai)领第一批从中国选(xuan)拔出来的学生到达里昂，在法国勤(qin)工俭学学生于是决定行动起来。由中国驻(zhu)法使馆资(zi)助路费，勤(qin)工俭学学生组成百余人的代表团从各地于9月21日到达里昂，并(bing)要求住在圣依雷内堡里，等待校长的到来。中法学校的法方校长莫里斯·古恒以防(fang)止动乱为名，要求学生交出护照交给警察局，学生抗争不成只好照办，最后得以进入学校。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xia)，中法两方的大学领导层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中方的校方代表褚民(min)谊态度暧昧，对学生的要求不置可(ke)否；随后赶到的吴稚晖则坚决拒收这些(xie)学生；法方代表古恒认为这些(xie)学生进入学校的方式逾越了(le)法律(lu)界限(xian)，坚决要求警察进行干预。
22日下(xia)午，里昂警察局派(pai)出200名警察，将前一天住在中法大学校内的学生悉(xi)数(shu)“押(ya)送”到附近的蒙吕克炮台的兵营(ying)中进行“监管”。驻(zhu)守巴黎的部分学生听闻(wen)这一消息，立刻要陈箓同法国政府交涉，释放学生。陈箓派(pai)出副领事李骏(jun)以使馆名义前往里昂处理这一事件。在李俊的调解下(xia)，吴稚晖会见了(le)部分学生代表，最终决定以接收20位左右的勤(qin)工俭学学生缓(huan)和事态，但这与学生提出“应收尽收”的要求差距太远。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0日，被(bei)囚于兵营(ying)的学生为纪念辛亥革命，还举行了(le)绝食抗议，希冀能使各方念其苦衷，稍加感(gan)动，促成入学。但是被(bei)驱(qu)逐的命运还是降临(lin)到了(le)被(bei)关在蒙吕克兵营(ying)的104名勤(qin)工俭学学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们被(bei)警察送到里昂的布尔图火车站(zhan)，然后在马赛(sai)登上了(le)保罗·勒卡(ka)号离开法国。
纵观整个留(liu)法勤(qin)工俭学运动，仿佛一场三方的“车轮战(zhan)”——法国政府vs中国官方，中国官方vs中国学生，中国学生vs法国政府。似乎没有一方是绝对的赢家：法国政府没有得到一群资(zi)金有保障(zhang)、且日后能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亲法”作(zuo)用(yong)的留(liu)学生群体；中国官方主导的运动最终成果——中法大学也失去了(le)其初衷意义；绝大多数(shu)留(liu)法学生在朝不保夕中度过了(le)三年，最后却无功而返。
不过，这场运动也许没有结出甜(tian)蜜的果实，却埋下(xia)了(le)革命的火种：在这批留(liu)法学生中，陈毅、李立三、蔡和森被(bei)遣送回国，继续在国内投(tou)身马克思主义的宣(xuan)传与中国的革命事业(ye)；周恩来、邓小平(ping)、李维汉、赵世炎等人则继续留(liu)在了(le)法国，于1922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赤光》杂志，作(zuo)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继续在欧洲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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